大概可以说，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都是日本极有兴致、极为认真做的功课；不管是为着侵略与掠夺，还是为着开展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来自西部大陆的风云变幻，一山一水，甚至一草一木，都牢牢纳入了这个“搜索引擎”猎犬般的视线。
远不止情报界，在日本学界，中国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文革”结束前后，很多日本学者申请来中国访问，由于对他们的专业领域茫然无知，接待单位常常将研究文学的介绍去了宗教所，将研究历史的介绍去了哲学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便请前两年去过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严绍编份资料，理一理到底有多少日本学者在研究中国，他们各自都在研究些什么。严先生开始编了一个200人的名单，对方认为显然太少，不够应付。第二份名单是500人，仍有差距。最后，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及上海图书馆泡了八个月，终于有了一份700人的名单，而且，这些人还主要只是研究中国文化的。
有中国学者作过一个统计，仅从1996年到2005年，日本学界共出版8758本中国研究方面的专著这相当于一天出两本书的速度。在日本学者关于中国研究的大量著作里，无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偏见与谬误，却也不乏被日后的事实所证明的大量真知灼见。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沿海一带，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如火如荼。著名的“两费”美国的费正清，中国的费孝通，以及中国国内的大批学者，都是小城镇模式的鼓吹者。一批日本学者却最早看出了这种模式的弊端：要求农民“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因无序竞争、粗放型消耗资源及严重污染环境等问题，必然会成为小城镇发展的瓶颈，从而使借小城镇提高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沦为乌托邦之想。
中国，也是日本媒体的一个永恒关注。在发行量排名世界前十名的报纸里，日本就有《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产经新闻》三家，其中《读卖新闻》的发行量达到了1000万份，等于日本人口的十三分之一。此外，在列岛影响力不可低估的报纸，还有《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据2007年3月访问日本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统计，从3月5日开始的半个多月里，每天这五份报纸报道中国的消息都在 30 条以上，每张报纸平均每天都有六条以上关于中国的消息。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白先生当然注意到，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量，要远远少于日本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量。而且，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更多是与其历史问题、当下两国摩擦相关，日本媒体却格外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特别是经济的发展。
总起来说，即使在中日两国未恢复关系前，日本朝野投在中国研究的费用，也远比投在美国研究上的多。日本至今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研究国，中国问题研究者逾万名，他们后面还站着一支数百万中文学习者的庞大队伍。他们不仅对中国古老的历史文化有兴趣，也对当代中国社会和产业的方方面面感兴趣。至今依然如此，日本公司机构人员每访问中国，回去都写出详尽的报告，即便是来西安看秦兵马俑、到北京登长城的大中学生们，回去后写的作文或日记、杂感里，也可能会有招来有关情报部门的情报元素。
一位旅日的中国学者说：在日本面前，中国像裸体巨人。
“误读”，有些是因为缺乏不“误读”的条件。
比如，当今，中日贸易已超2000亿美元，日本已是最大的对华投资国，随着近年来两国高层政治人物的互访，中日关系正由阴霾连连走向日渐晴朗。但中国时下，仍缺乏对日本产业与技术能力有精湛研究的学者，也缺少日本经济、政治问题专家。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这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国内学者很难获取日本资料，亲临日本考察多属奢望。一些稍有能耐的研究者，为筹措研究经费，只有受日方委托，本末倒置，先为其搞中国问题研究；多数人则只有从这条冷板凳上流失，改治其他学问。国内据说已达500万日语的学习者，其志多不在于成为日本研究的后备军，而在于早日飞赴东瀛，掘金垛银，或者，充当日本跨国公司的高级打工仔。
“误读”，有些则不一定是因为缺乏精细情报基础之上的理性分析。
有条件做理性分析，言辞间却多绝对于感性，其动机，便似乎有着“误导”之嫌。而“误导”，总是隐约呈现出几十年前在“阶级仇民族恨”里活得太久了的国人的一个思维模式：中国总得要有死对头，如同过去的死对头是“美帝”、“苏修”，现在的死对头已然是日本。或许，“误导”之下，还有着另一层潜意识。
在历史的暗角里本已长满铜锈似的青苔，在一些人眼里，却视为清晨窗台上一片挂有露水的芍药、月季。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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