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3月，成立不到半年的“赤军派”，为向世界宣告自己的诞生，劫持日航飞机“淀号”飞往朝鲜，震惊了世界。劫机者九人中，年龄最大的田宫高磨只有27岁，最小的柴田胜宏只有16岁，还是高一的学生。九人平均年龄不到22岁。除了柴田和另一名青工之外，全是一流的国立、私立大学学生。劫机者们日后在平壤附近开辟了“日本革命村”，设立“党创建准备委员会”，有计划地绑架在欧洲的日本留学生，到北朝鲜与他们生儿育女，培养“革命后代”。到 “赤军派”覆灭时为止，从欧洲和日本本土被诱骗、胁迫至北朝鲜的日本人，已达11人。这一跨国事件，现已成为日本与朝鲜之间棘手的外交难题。
位于长野县轻井泽的浅间山庄，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王公贵族避暑胜地，在1970～1971年间，成了“联合赤军”的训练营地。青年们在此磨灭个性，消除性别意识，从灵魂到肉体彻底“革命化”。军事训练之余，他们用日文吟诵毛的诗词《长征》、《井冈山》，讨论中国共产党内已进行的“九次路线斗争”，为中国军队应以南昌起义还是以秋收起义为建军节，争得脖子上青筋毕露。
他们内部也进行残酷的“路线斗争”。日后，警察在附近棒名山的斜坡林带里，发现了14具尸体，其中一名女性是已怀孕八个月的惠美子。这些人都是被扒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然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活活冻死、饿死的。经事后审讯被俘的“联合赤军”分子，证实死者都是因“信仰”不坚定，或是言行被怀疑，而遭到自己“同志”的清洗。其中一个，只是因为戴了耳环，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而遭活活打死。
1972年2月29日晚，1200名警察包围了浅间山庄。
与这支强大武装力量对峙的，只是“联合赤军”的五名青年，他们手中扣押一名人质。警方先是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警方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后者毫无反应。警方请来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看能否提出一些建议。心理学家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呆了两天走了。警察不得不发动威慑性攻势，后者坚不投降，以来福枪、土炸弹、燃烧瓶，对抗着火力强大的先进武器。这是一次面向全国的电视实况转播，全岛有92.2%的观众，通过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片一片压过了雪光。
政府显然不想将这些“迷途的羔羊”置于死地，双方在冰天雪地的山地里僵持了十天之久。直到那一天全球的收音机、电视机，都在播送一条惊世骇俗的消息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警方立即抓住这一机会，动用飞机，把3名青年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在现场声泪俱下，用话筒呼叫孩子。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喊道：
时代已经变了，美国总统同毛主席握手了，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完成了。孩子们，回家吧！
坂东国男遂向母亲开枪，但其余四人放弃了抵抗。不久，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棵树上自尽，临死前留下一封道歉信，内称“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
浅间山庄事件得以收场，及随后暴露的赤军内部大肃清事件，让日本青年受到的心灵震撼，可能仅次于当年他们的父辈在“玉音放送”里听到日本战败。轰轰烈烈的日本左翼运动从此进入低潮。赤军也作鸟兽散，唯有其志不死的“日本赤军”，因为再也得不到日本国民的理解与支持，不得不将自己的根据地转移去了阿拉伯世界。
当年广大的激进青年，在痛苦地经历了青春反叛期、精神的喧哗期后，或是如暴烈了一个夏天的蝉，在深秋霜天的阵阵寒意中，渐渐地干成一个标本。 1972年至1975年间，一些“68年世代”，因为对“革命”的失望，或眼看恋人在“革命”的名义下乱伦，再有社会的歧视、工作的无着等，飞蛾扑火一样走上了不归路，自杀的方式多为卧轨或撞电车；
苏联解体后大量解密的档案里发现，1955年便当选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日共”七大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 “日共”十六大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仍任名誉主席的野坂参三，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时，竟出卖“日共”另一位领导人山本悬藏，致使其被“契卡”（克格勃的前身）处死。1992年，日本共产党给了野坂参三一份承受不起的“百岁礼物”开除出党，这份“礼物”，却没能挽救“日共”自身暮云飞渡的颓势。
一些“68年世代”，思索起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涨涨跌跌，当初曾经激动亿万人心的“革命”，何以演变为一头反噬的巨兽？自然，他们更多地思考曾与他们的希望与失望都有关的中国，他们不舍得将脏水和盆里的孩子一块儿倒掉。他们的心渠里，至今泛有对中国友好的涟漪：在今天列岛的“反核战”、反《周边事态法》、反《有事法制案》、为“二战”时期中国慰安妇、劳工等无偿打官司，甚至为被害人出差旅费、做中国留学生的保证人、致力于中国的环保运动、“希望工程”等五十多岁上下的日本人，大多是当年的“68年世代”。
当然，也有一些“68年世代”的人生轨迹变得首鼠两端：
过去他们对“社会主义”无限向往，恨不逢“地”，现在他们对“资本主义”不尽把玩，弦歌不缀。过去他们对中国一见钟情，锦上添花，现在他们视中国为背上芒刺，脚下鸡眼。从左边跳到右边，甚至从极左蹦到极右其实，不分肤色，从来都是体内具有政客血清的人们的一项特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一个人物是西部迈，原为东京大学驹场学生自治会委员长，该校学生运动中的传奇英雄，现为著名右翼理论家，近年由产经新闻社出版的《国民的历史》等著作，否定南京大屠杀和东京战犯审判的正义性，他的著作因文字浅显易懂，迎合日本社会某些角落的民族主义、国粹主义思潮，而屡屡成为畅销书。
另一代人，便是当下的年轻人。日本现在的年轻一代，早不是战前那一大批出身贫寒、虾米紫泥般翻滚于经济危机的黑色浪涌中的少壮派军人。日本到处有樱花，也随处可见层林尽染的红叶。如果说少壮派军人看重的是因落花而起的知死之道，现在的年轻一代，喜欢的则是“枫叶红于二月花”的生机勃勃之感。
20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社会长期稳定，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许多年轻人，从中学时想的是什么时候有第一次“性体验”，上了大学就琢磨怎么多打点工存点钱，假期去海外旅游。毕业了就想着进个固若金汤的大公司，把此生也“牢固”了。看看东京银座、新宿那灯火如海的夜晚，天上人间，几乎应有尽有，一对对衣着光鲜的青年男女互相依偎，沉浸在舒适的现代化生活之中，早就斗志丧尽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劫持“淀号”飞机小组成员的后代在北朝鲜长大的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父辈当年的“革命行动”不予善评。在这一事件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田宫的长女说：“父辈们，你们的行为虽然很勇敢，但是却脱离了社会常识，我们不愿走你们走过的道路。”2001年，田宫、小西、田中的儿女们终于实现了她们的回国梦想，“三姑娘回国团”立即受到媒体的注目，她们对日本青年的流行歌曲、服装、发型、吃喝玩乐，似乎并不陌生，对自己能迅速融入日本社会充满信心，并期待她们的父辈积极改悔，早日出狱做一个新人。
眼下二十岁左右的日本青年，更是玩游戏软件、看着漫画长大的，《机器猫》、《樱桃小丸子》等热播的肥皂剧，酒井法子、木村拓哉、织田裕二这些红得像油爆虾的偶像，伴随着他们的青葱岁月。在他们的青春词典里，在“认知”这一节下，大概只有四个词：“时尚”，“潮流”，“创意”，“有趣”，显然缺少 “历史”。他们进靖国神社，不是为了崇拜战争罪犯，只是春游、秋游，观赏那里流光丽影的樱花与红叶。他们想来中国看看，亦不是为着表达什么歉疚或友好之情，只是为了登上长城，吃一次北京烤鸭。他们即使能说中文，有时也与中国的“愤青”鸡同鸭讲：
2004年亚洲杯足球冠亚军决赛时，当日本队以三比一战胜中国队，能容纳7万人的首都工人体育场里，顿时，掀起一阵又一阵炸雷似的嘘声和骂声，无数的塑料瓶、易拉罐如骤雨一样，向终场正列队的日本队扔来。有中国球迷对在场的日本记者吼道：我们现在扔给你们的是塑料瓶，当年你们扔给我们的可是炸弹！
坐一旁的日本青年啦啦队，其中还有东京大学的学生，面面相觑，根本就不明白这里的“炸弹”说的是什么事情。
看起来是对历史无知，或者以为历史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深层原因，却是麦克阿瑟将军强悍地重铸列岛后，摒弃国家威权的政治制度设计，使得这代日本青年不会像中国“愤青”们有着那么澎湃的爱国激情。但真要打起仗来，他们是否一定不是中国“愤青”们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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