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弓之鸟
面对以上困局，中国企业家非常渴望各种政策趋于明朗。但是因为曾经变数太多，即便面对晨曦，他们依然不敢昂首阔步。
从整体上来看，当前中国的宏观政策在逐步趋于明朗，且向着企业家们的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比如强调市场、政府转变职能。
比如，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自此，国企民企融合成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重头戏。
作为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新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在企业家的反应来看，它却并未“俘获”民营企业家们的“芳心”。
在前不久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在作为论坛板块之一的“放松管制与民企机遇”讨论会现场调查显示，对于目前的政策和改革有近七成企业家持“不确定”和“观望”态度。另外，超九成的民营企业家担心，进入垄断行业后没有话语权，或开放行业利润太低。民营企业家们也不认为其参与垄断行业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一半多企业家选择“暂不进入，等待制度明朗”，这凸显了他们在面对市场大蛋糕的绝对诱惑时的矛盾心态。
民营企业家为何对参与国企改革缺乏热情？
上述现场调查其实揭示了部分答案。三中全会对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部署只是一种原则表述和框架性的制度设计，还缺乏相关的法律和制度设计，以及具体方案和措施。在没有这个东西出来给民企吃“定心丸”前，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作为小股东，民企很怕进入垄断行业之后还会按照国企原有的规则来运行，这必然会使民企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除此外，民企过去受到的不公正对待至今让企业家们心有余悸。
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要达到目的，关键在于政企分离。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前提条件是国有企业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权力分开，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如果不分开，民营企业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权力在国有企业手上，哪怕企业只有1%的股份，但因为它代表的是政府，所以，从道德上就显示出优势，在中国这种大环境下，对民营企业家会形成一种道德上的压力，这还不论很多国企让民营企业进来，就是为他们承担负债，企业还是由国资和政府控制。
要激发民营企业家参与国企改革的热情，使混合所有制取得最终成功，国家必须高度重视企业家们的担忧，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方案，不能让民企再次成为“陪葬品”，打击他们的信心。
如何破解不确定的未来
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融资难、人工成本上升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之下，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总指数得分仅过及格线（62.5分），并且民营企业家的安全感自评得分也仅为6.09分（10分制）。
在调查中，部分企业家表示对“政策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感”和“人身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担忧，这也是当前促使许多企业家移民的主要原因。姑且勿论这些焦虑有否必要，但企业家的这些担忧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以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担忧为例，尽管我国从《物权法》等多个层面在不断完善对私人财产、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的保护，但曾成杰、吴英、兰世立等人的遭遇，在暴露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到位的同时，也加重了企业家们的担忧。因此，如何消除企业家的不安全感、重塑商业安全边界，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
其实，中央政府一直在不断地强调要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激活民间资本创富的活力。这表明了政策上肯定不会走回头路，反而透露出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已经不断地通过简政放权、打破垄断等层面的努力，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但要消除广大企业家的忧虑委实还需下更大的功夫。尤其是要从制度层面入手，进一步打破困扰企业发展的融资、准入等方面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使各企业群体能够公平地享用各种资源，同时要从法制层面加大对产权的保护，让企业家能够安心地去做大做强企业。
上市困局：资本有了，方向乱了
毫无疑问，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狭窄。在英美国家，公司融资主要来自于资本市场，银行是次要的融资渠道；但在中国，金融系统由银行主导，民营企业在融资上常常受到歧视。在这种背景下，民营企业想得到更多的融资机会，只好想办法上市，或者入股金融机构来解决融资问题。而这只是企业上市的目的之一。除了资金困局以外，民营企业也一直希望通过上市摆脱身份困境。
一为真金白银，二为话语资本。上市道路上，中国民营企业可谓络绎不绝。但是，在追求两种资本的同时，往往企业又被资本绑架，企业既定发展战略被打乱。
非商业因素
《海底捞你学不会》的作者、北大教授黄铁鹰被认为是最了解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的外人之一，他曾和张勇有一段对话—
有一次黄铁鹰同张勇讨论上市问题，问他：“海底捞既然不缺钱，为什么还要上市？”
张勇说：“上市可以促进公司正规化。”
“这一定是想帮你上市的财务顾问说的吧？公司真要正规化，不一定非要上市。我知道餐饮生意现金收入多，因此餐饮行业瞒税很普遍。可是如果你不想瞒税，不需要用上市来逼自己呀。这等于一个人为了不犯罪，非要住进监狱里一样。”
张勇说了实话，他总有一种无形的恐惧。其实，当海底捞开始走向全国时，张勇的焦虑感就越来越强烈。
他心底更深的焦虑来自非商业因素，“我们海底捞是一个平民公司，没有任何根基，没有任何背景；现在做这么大，而且会越来越大。生意越大，麻烦越多；如果我们是上市公司，碰到惹不起的人和麻烦，可能就多一层保护，至少上市公司的地位和社会股东也会帮帮我们。”从外因上说，错过了“时间窗口”，等领导改了主意，以后想上市也不一定能上了。
企业价值之“锚”
国外研究显示，职业经理人可能会因短期业绩要求而过度投资高风险项目，而企业的直接所有者则普遍采用长线的投资策略，因而能更好渡过经济危机时期；而且，私人企业在危机期间提高债务水平，表明当金融机构收紧信贷资源时，他们比公众企业有更多的融资渠道。
对于许多个人拥有的企业而言，企业价值包括家族财富、价值观、品牌等等，企业的兴衰决定着企业价值的存续，所以战略就往往会倾向于保守。上市公司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而在非上市企业内，员工可能是几代人都跟随创始人及其家族工作，像家庭一样相处，企业自然就不会轻易随经济形势而做出裁员决定。
基业长青的企业会让利给利益相关者，更关注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因此他们的短期利益不一定是最大化的。在这样的企业中，企业本身的价值就像锚，指引着企业的管理模式。
然而，在中国大部分民营企业，这种锚还未形成。这些企业在战略上则呈现出与西方企业迥然不同的特征：从矿产到房地产，再到金融、小贷，他们跟风投资，呈现出“羊群效应”。这与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有一定关系。企业在产权保护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他们没有太多动力去考虑五年、十年的规划。
之所以在中国，许多非上市企业也出现这种短期导向的战略导向，也是因为企业主在战略选择上充满机会主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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