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鱼岛村的张老先生对我回忆起打渔往事时，兴奋地唱起了号子。那是一种传统捕鱼方式，男人们合力往海中钉入一根巨大的木桩，将网挂在上面，鱼群会随着潮汐进入网中。钉木桩叫做“打橛”，必须统一指挥、齐心协力，大家一起唱打橛号子，歌声辽远空阔，透露出渺小的人战胜大海的悲壮、决心与自豪，久久萦绕天海之间。
这段回忆来自大鱼岛“渔业学大寨”时期，渔船归集体所有，打上鱼来统一销售，卖得的钱除了更新再造渔船，剩余的分给渔户。那时捕鱼的种类很多，许多鱼才几毛钱一斤，对虾一块钱一斤，按这个标准，每户每年五六百元的收入，并不算差。
土地农业中的集体化经营，由于不能充分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被历史证明是一条失败的道路时，海洋渔业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和困境。大鱼岛的改变发生在1999年，一场私有化的变革，使集体的渔船被拍卖给个人。
然而，渔业的改制与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完全不同。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联产承包责任制按人数均分土地，保证了人人拥有生产资料，可以持续进行生产。渔业改制中，渔船只卖给了个别的渔户，而没有拍得渔船的渔民，将直接失去出海的权利。纵然有些渔户可以私人购买小船出海，但小船难以走远，近海渔业日益减产的状态，也让这部分人难有更多收益。中国沿海大多数渔民，都在面临这样的问题。
要么投巨资、买大船、出远海，要么转产上岸，是解决问题的两个办法。政府认为，鼓励转产，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从2002年起，中国的农业部就开始实施渔民的转产转业政策，想在5年内减船3万艘，约30万渔民实现转产转业。可是，推进之路困难重重。接下来的5年里，报废渔船约1.4万艘，转产捕捞渔民约8万人，距离3万艘的目标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调减下来的渔船大部分是小船、沉船和船龄长、生产差的中型木质船。不仅如此，由于农村种植业与渔业相比，效益更低，由此吸引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渔业，加剧了过度捕捞，与工业国家渔民数量不断减少或保持稳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的捕捞业从业人数不断攀升。
对每一个转产上岸的个人来说，岸上的一切都那么陌生。等待他们的，是养殖业、水产品加工、冷藏、运输等等全新的行业――上岸的渔民，被直接而迅速地卷入一个城镇化过程，他们要么成为新行业的老板，从零做起，要么成为老板的雇员。在这个城镇化过程中，被大渔业集团雇佣成为船长，是当下条件中最衣食无虞不费力气的去向，而且，他们能在海中继续自己的老本行，不需要学习新的技能。
对大部分人来说，历史的潮流由个人的命运来承担，其艰难与痛楚岂止失去“家园”所能概括。上世纪渔民“打橛号子”歌声中的悲壮与自豪，将从此定格，不复重响。
出海去!出海去!
黄海造船厂里，工人正在为巨大的鱿鱼钓船体焊上立体的吃水线数字标记。鱿鱼钓属于大型远洋捕鱼船，因此在渔港并不容易碰到它们(上图)。
我在石岛的几天里，听到最传奇的一个词，是“鱿鱼钓”，每每人们说起这个词，都有一种遥远而羡慕的神情。这是一种船，我走遍石岛的渔港，没有见到一艘鱿鱼钓，后来才知道，当时仅有的一艘在黄海造船厂，正在组装还未下水。
因为所有的鱿鱼钓船都在很远的地方，我看不到。这是一种长六七十米的船，专门出远海，钓鱿鱼。所谓远海，就是进入公海。石岛的鱿鱼钓，去斐济、澳大利亚附近是最正常的航程，我听闻的最远抵达处，是东太平洋秘鲁沿岸的大型渔场。他们会进行海上交易，所以不急着返回出发地，一去至少一年才会回到石岛。
与近岸拖网渔船的捕获种类与捕获量相比，鱿鱼钓要洒脱得多。进入渔场后，鱿鱼钓会在夜晚，用灯光诱来鱿鱼，然后用特殊的钓线装置捕获鱿鱼。在西南太平洋，一艘鱿鱼钓的日均产量在3至6吨，在东太平洋是2至3吨。鱿鱼钓船员每月的底薪有10000元，加上提成，年薪最高可以达到20万。
不只在石岛，鱿鱼钓作为远洋船，是中国渔民进公海最常用的一种船。相似的远洋船，还有一种，是专门钓金枪鱼的，叫做金枪鱼延绳钓。
当近海无鱼的焦虑感压迫到每个人的生存时，鼓励买大船出远海，是政府继“转产上岸”之外的另一种措施。所谓大船，就是鱿鱼钓或金枪鱼钓。
巨大的海洋里有无限的鱼属于你们，有梦想有胆量就可以去。
多么诱人的前景。
大鱼岛的张老先生却对我讲过鱿鱼钓的另一种故事。集体渔船拍卖给个人之后，曾有十户无船渔民集资贷款，共同购买了一艘鱿鱼钓(如今即使上世纪80年代国外产的二手鱿鱼钓，报价也在250万美元左右)，实现了出远海捕鱼，却被连年上涨的油价、船员薪酬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费用压垮，最终被迫卖船还债。这个故事现实地击碎了许多个体散户的出远海之梦。
大渔业集团由于资金运转无虞，并且享受了高额的燃油补贴，在出远海上占尽先机。然而，进入公海，真的像政府期望的那样，是进入无限的渔场吗?
游动的鱼，不是农场中的麦子――划分好土地后，这片土地上的麦子就归土地的所有者。公海里的鱼没有主人，各国的船进入公海，会发现他们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
假定有两个渔民从一个共有的池塘中捕鱼，而且他们的捕捞能力相当。如果他们都选择早一点捕捞，由于池塘中的鱼没有长大，两人的得益分别是5、5，如果他们都选择晚一点捕捞，即让鱼长大点再捕，则两人的得益将变成8、8，如果一人选择早捕，而另一人选择晚捕，则早捕者的收益上升为10，而晚捕者的收益将变为 0。这就变成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模型(宋立清《中国沿海渔民转产转业问题研究》)。在一次博弈的情况下，虽然推迟捕捞可以增加每个渔民的获益水平，但在先捕先赢的竞争格局下，每个渔民理性选择的结果一定都是早捕。
进入公海的渔民会看到，他们在中国近海看到的过度捕捞导致无鱼，这个过程在公海即将上演。
除了加大马力更加勤奋地捕鱼，他们几乎别无选择。因此，绿色和平海洋项目主任王海博先生在对我讲到这个问题时，对公海捕鱼，用了“夕阳产业”这个词。国际上为了防止出现过度捕捞，开始采取各国限额的做法。出远海对于中国渔民来说，也仅仅成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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