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子回家父母已亡:14年未回家 见到尸首似笑非笑

　　身体坏了，又只有一个女儿了，她产生了强大的不安全感，“不给她出去。”她说。女儿今年35岁了，至今住在菱香坊另一幢房子里，她没有到外地念过书，挑老公的条件都是父母限定好的：必须在本地工作，必须住在附近。女儿也听话，接受了母亲带有霸占性质的宠爱。

　　老人们除了子女谁来照看?

　　这都是旧事了。

　　如果这一对夫妇没死，这些老人也就这样按部就班的老下去，无人问津。

　　“唉，知青、文革、独生子女、空巢、养老，都被我们摊上了。”66岁的林大山叹口气。他正在小区门口晒太阳，冬天快到了，日光越来越少，天热时他从1点晒到5点，现在从3点晒到4点。

　　和林大山一起晒着太阳的还有90岁的张爱生、84岁的杨德江（化名）、67岁的李忠伟（化名）。他们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太阳西落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摇晃着起身，各自回家“烧饭吃。”

　　提起孩子，他们也会说些伤心话。“没有钱，房子又这样，把孩子留在身边，谁要找你的孩子（过日子）?一看爸爸这样，房子这样，小姑娘要跑的。不行的。”

　　状况好些的，周围还有些人气，子女会每晚回来吃个饭，或把外孙、孙女交给他们帮抚养。至于伙食这些费用，一般仍由老人承担，“他们压力蛮大，我们就这些钱，吃完了也就完了。”

　　人老了，会有埋怨，但兜来转去地说回来，总会替孩子解释，说他们这一代也有苦衷。若是独生子女更是觉得不易，就这么一个，没有兄弟姐妹可商量，孤零零的长大了，又生下更小的孩子，4个老人要养，花销都压下来，再去大城市闯一闯，在车和房子上不啃老就已经不错，旁的事情“能帮他们的就帮一把吧。”

　　那么养老呢?能自理的自理，能省事则省事。陈小言还能领着退休金，这几个老人的生活就更低一层。李忠伟去年刚签了遗体捐献书，依据政策，捐献遗体，可以获得每月550元的养老金，加上原本525块的低保收入，他可以把日子过下去了。63岁的王贵玲（化名）有严重心脏病，一双子女都在嘉兴，但婆媳矛盾让她不得不一个人生活，随时可能发生的心脏骤停让她对自己的健康极不信任，每天都要去保安室转一圈。“我每天都来”，她对值班王大爷说，“哪天不来了，你就去我家看看我。”

　　为防不测，她还让邻居给她的手机设了快捷拨号，按1儿子接，按2女儿接。可每次心脏难受，她要花大量时间来判断事情的严重性。如果这次不至于死，那么兴师动众地叫来儿女，岂不落下埋怨。他们第二天都要上班的。如果真到了要死要活的地步也就罢了。万一没死，叫来了又怎么说呢。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她那天，她说起就在两天前的一个夜里，熟悉的胸闷又来了，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有那么半个小时的时间，她觉得自己这次真的要走了。往常她会权衡下要不要叫儿女来，这次反而心一横，“死就死了，死了拉倒，利索。”

　　她没死。仍然活灵活现的站在保安门口，说起自己濒死的经历，像在讲一个笑话。

　　她对死亡似乎脱敏了。

　　当儿女不能赡养，年迈的老人该由谁来负责照看?

　　据《钱江晚报》报道，嘉兴是目前浙江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60岁以上的人口已占到总人口的21.27%。如今，整个中国都正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儿女长期在外的独居老人、空巢老人比例只增不减。居家养老成了全社会的问题。

　　像菱香坊这样老小区，在嘉兴不在少数，但因为廉租房的缘故，贫困的空巢老人以这里最为集中，这里的老人平均年龄也最为衰老，在10~20年内，养老的矛盾和压力会越来越大。

　　不过，自从嘉兴市政府迁到南湖一带，菱香坊周边开始发展起来。高档住宅、高级会所，都盖起来了，这一代俨然成了新的市中心，被称为嘉兴的“小香港”，而房子的均价也早已炒到了11000/平方米以上。菱香坊处在这一地段，显得格外沉闷、老旧、突兀。

　　“早晚要拆迁的”，菱香坊的居委会主任苏金燕说，“这些老人早晚会被分散到不同小区，你说10年20年后（的问题），怕是等不到了。”

　　老人们指望不上儿女，就对社区生起埋怨。陈永良在生前曾几次去居委会闹过，“你们要给我解决!”“我儿子没空!”

　　居委会8次陪他去办社保，终于办下来，因此记得了他的刁蛮。老头已经去了，恶名还在居委会留着。

　　这个生前很刁、爱美又不让人的老人，死在了地上，他趴着，民警把他的脸翻过来时，那五官已经烂了。

　　但他的死却让小区里多少起了变化。《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当天，居委会正在这里做着排查，一张《2014年南湖街道老年人信息排查表》发到每一户人家——表里要求记录下每个老人的姓名、年龄、楼号、电话、子女电话、健康状况。

　　卡片也印好了，印着“烟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联系卡”，老人一张，儿女一张，一面是社区居委会应急电话，共3个;另一面是南湖派出所报警电话、救护、电力呼叫中心、火警匪警，自来水抢修、社区服务求助中心号码，还有华数有线电视联系电话。

　　这之前，菱香坊的管理根本没经费，老人的健康跟踪完全托付给“小组长”。小组长是票选的，一个月可多领50块钱。小组长也是这些空巢老人中的一员，五六十岁了，高的楼层跑不动，就从名义上负起了看顾其他老人的义务。

　　“小组长直接对我们汇报的，50元是计划生育给拨的，针对这项服务，社区是一分钱都没有的。”苏金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们要求小组长，一楼二楼的要摸底，上面的就由我们来跑，楼太高了，小组长年纪大了，也爬不动。”

　　“谁来?没人看的。”老人们说，“也有抽查，不过可能看了你，没看他，我们这些老年人，就算早晨看来是好的，晚上也可能去了，照顾不到的。”

　　“年轻人谁要来做啊，这么微小的津贴，很微薄很微薄，一个月五十块钱。没人要做小组长的，何况跑上跑下，给再多钱也不愿意。”他们说。

　　居委会主任苏金燕是个中年女人，性子温和，她调来烟雨社区一年半，说自己“倒愿意去小区问问的，可哪有那时间!”

　　她的时间被用在应付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上。眼下她正忙“三改一拆”，71页的“台账”，一样一样都要拍照打印，校订成册。什么叫台账呢?“好比你要洗头，台账就是，为什么洗头?怎么洗?分几步?洗完效果怎么样?拍照，打印出来，这就是台账了。”

　　因为“上面”要来查，省里一个季度查一次，市里要赶在省里之前查一次，区里又要赶在市里之前查，一层一层压到社区。

　　今天领导来了，工作放下，去草砖缝里捡烟屁股;明天查文明城市，抓无证摊贩，又要带人去小区门口把买橘子的撵走;后天又查交通，检查的队伍来了，交警赶紧开到路口指挥。最甚时，检查组在前面走，下面人派车盯梢，走到哪儿，问了什么，下面该去哪里，一一对应好。盯梢还不能全靠一批人，自行车跟不上换电摩，一队撤了另一队上。

　　苏金燕说，她已经苦于一摞一摞的“做台账”，但业绩就是这么计算的，“有的社区台账有半米高!”她在桌子上比着那厚度。这样的业绩是会被表扬的。

　　那工作并不容易，她自己不认同这一套，但不做不行，整个趋势和套路就是这样，一个新来的居委会主任很容易就被裹挟进去。

　　苏金燕苦笑一声，“做完这些，我用什么时间去走访小区呢?”

　　陈永良死后第二天，有记者来居委会采访，一个录音笔摆到居委会书记面前，“这事你知道吗?”刚从大会小会中抽身出来的书记听完一愣：“不知道。”

　　这之前，两个老人的名字、户口已经从这个小区永远取消了。

　　一切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