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儿子陈小明每个月给父母近3000元的伙食费。每天早晨，陈永良都去小区附近的“天下第一羊肉锅”喝早酒，一个早饭就吃30块，一碗羊肉面20块，羊肘子、羊杂、羊肉放在碗里，舀一大勺汤汁，和着面吃，再来一斤黄酒，6块，一斤啤酒，4块，边吃边酌一个小时，吃完还带一份给老太太。
“天下第一羊肉锅”的老板娘最后一次见到陈永良，是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听说他死了，“吓了一跳”，“明明好好儿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入秋了，这里生意照旧，大盆羊肉、羊杂放在案上。陈永良那句“我儿子要接我们去上海养老了”还如在老板娘耳边。
“我当他去上海了!”住在楼上的张正芳，十几天未见两人，都没去老头家叩过门。“如果人家真去上海了，我们却给报了警，回头老头子要骂的!”
老头爱骂人，人人都知道。有时张正芳从外面回来，对着他喊一声，打个招呼而已，他心情不好时就要嫌烦，从窗口探出头骂一句：“你叫什么叫?”
他毛躁、情绪化，又有几分孤僻。没人知道，早年经商失败、老伴痴呆、父子间疏离的感情对他的性格造成过怎样的影响。但他的乖戾、虚荣、不甘和疏离感，每一个街坊都感受得到。也因此，照顾和亲近他，在小区的老人中间成了一件心照不宣的麻烦事。没有人去他家里走动，而他在嘉兴的亲戚平日里也从未露过面。
“他们与人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张正芳说。“这老鬼又爱喝酒，一天三顿，早酒就要喝两斤。真是个老鬼喏，现在两个一起走了。”
小区难缠难管的“刁民区”
据嘉兴市殡仪馆业务处业务员小林介绍，陈永良、郑栽芳两夫妇都属于城镇户口，依据社保和养老保险政策，每人可得4000块的丧葬费，如果丧事不是很奢，一般是用不完的，甚至还有盈余。
火化之后，嘉兴市殡仪馆一切如常，灵堂前一排空空的手推车，不知谁家的丧礼上传来唢呐声音。
只消两天，嘉兴菱香坊里，这起老人突然死亡事件，在街谈巷议中就淡了下去，这一对夫妻很快被遗忘了。
11月的嘉兴冷而湿，已经起了秋风，几场雨下来，死了谁，走了谁就不再被人记起。
菱香坊是个老旧的小区，如今是作为廉租房。这儿靠近南湖，菱角当季的时候，街上到处摆着大水盆，水面碧绿碧绿的浮着一层菱。
所以这一带取名“菱香”，名字颇有文气，小区却远不是那么回事儿。小区里20幢房子住着741户老人，60-70岁的151个，70-80岁的69个，80岁以上49个。左右四顾，不见一个年轻人。
整个小区弥漫着一股闷而酸的味道，分不清是垃圾、体味、还是衰老或死亡的气息。因为新死的这对夫妇，引来了媒体，烟雨社区的物业部门突击做了一次卫生，垃圾收走了，味道却留下来。
在这个小区里，老人们吃低保，大多一个月只拿520元，一年的物业费100块，说是为了大环境，可交出去的钱花在看不见的地方，谁也不愿掏，14年来不交物业费的大有人在。
没了物业费，水电还勉强用着，卫生就顾不上了。老人们因此生出抱怨，更加不肯缴费，于是一环一环恶化下去。居委会看来，这一片几乎是刁民区，难缠难管得很，谁负责这一片都要头疼的。而老人们一天一天老下去，穷、病、孤独，这让他们很容易生出被遗弃感，并因此变得伤心、愤世而计较。
14年前，这一带还是荒村，为着安置低保户，政府专门建了这么20幢房子。楼距窄，格局小，不大的面积，却聚集起了嘉兴最底层的一群人。14年前，他们是40-70 岁的低保户，收入低，子女赡养能力差;14年后他们更老了，他们的独生儿子、独生女儿都在各顾各，贫穷让亲子关系转向残酷。
每一户的居住面积20-50平方米不等，房租价格在每月50-100元之间。住户里有当年从杭州、上海下放来的知青;有周边农村拆迁上来的农民;有老毛纺厂的退休职工;也有厂子倒闭，没了工龄，没法正常退休只好靠低保过日子的老职员。还有一类人直接被叫做“山上下来吃低保的”，他们杀过人，蹲过监狱，有的甚至几进几出，老了也安顿在这儿。
他们不愿去养老院，“给关起来了，关禁闭一样，几点睡觉，几点吃饭，在这儿我们想吃就吃，想说话就说话，蛮好。”陈小言说。
而融入儿女的小家也是困难的。“老人有老人的生活方式，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儿子面前好讲话，儿媳面前难讲话，婆媳要斗嘴的。所以我们都喜欢分开住，大家难得来一次很客气的，他不来还要打个电话：‘噢，你们来呀，好长时间没来了’，还要叫他们来吃饭。经常在一起就不行了，牙齿和舌头长在一起，到时候还要咬一口的!”她说。
是衰老让不同身份的老人们平等了。64岁的陈小言和58岁的蒋丽花（化名）坐在一起，陈小言听后者讲起自己从农村要饭出来，投奔了一个吃酒打女人的丈夫。她在旁边淡淡说了一句：“你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你眼光不亮。”只在这微妙的一瞬间，你会发现这个腰背挺直，身材清瘦，领口永远系一条丝巾的女人，跟后者有着阶层上的优越感。
其他时候，这小区里的所有人，包括陈小言自己，都几乎已经忘记当年的身份。19岁那年，她作为知青从杭州下放过来时，本是个木材厂老板的女儿，在当地已是大户，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悲哀的时代，她本可以像大户人家小姐一样长大。
她永远忘不了那个打掉的孩子。那是她的第二胎，是个男孩，她想生下来。可当时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抓的厉害，工作又要街道办给推荐。那年代，一切都由街道办负责，生育、婚姻、道德与工作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孩子打掉可以生，工作可是一辈子的事儿。”街道办的妇女主任当时这么劝她。说是劝，其实没后路。不打掉，毛纺厂的工作就是别人的了。
她一狠心做掉了孩子，之后带环、节育，一心只扑在独生女儿身上。那是70年代末，节育技术还很粗糙，32岁那年，她发现下身总不干净，淅淅沥沥常有血迹。一检查才发现整个卵巢、子宫都坏了，肌瘤和囊肿已经长到拳头大小。
她从杭州娘家那边托关系，几番辗转住进了上海虹桥的医院里。手术前，与她同批节育，又切掉了子宫卵巢的姐妹劝她：“别做这手术，切掉之后没性欲的，老公要闹，要离婚的。”
她信任自己的婚姻，相信它不会被这样不堪的理由瓦解掉。可手术过后，她贫血得厉害，本来就只有90几斤的体重，术后干脆瘦成了一把骨头。伤口愈合不了，一尺宽的白纱布缠了一个月，刀口再压上沙袋才勉强康复了。那是1982年，这之后，婚姻虽然保住了，可永远失去了健康的脸色和一个女人正常的欲望。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陈小言仍然对两件事念念不忘。一件是19岁那年，她第一次参加大串联，爬火车去北京，到处睡通铺，回来浑身发痒，第一次长了虱子;另一件就是她那打掉的孩子。
“是个男孩，如果他活下来，现在已经好大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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