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免死信签名者:薄谷开来投毒才死缓(图)

　　困惑

　　事件仍在发酵，就连其中普通的签字者，也感觉无法置身事外。

　　起初，张昆在朋友圈里转发复旦新闻馆的《痛心》一文，指责文章作者“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并发布微博，呼吁“无良媒体请不要为了种种目的断章取义”。很快，不同意见逼近了身边，争论发生在他和朋友之间。

　　“你们就不该签。”当他向一位朋友吐槽舆论时，并没有获得期望中的理解，对方不仅认为这封信对复旦声誉造成了影响，并且从理念上不认同他们的行为，“我就觉得杀人这种事情无法原谅，凭什么原谅？原谅了你，那被你杀死的人呢？”

　　“走的人已经成为事实了啊，改变不了。现在至少他还活着，我们希望他还有救。”张昆辩驳。

　　“那凭什么他有救，被他杀死的人没有救；他是坏人要有救，无辜的人反倒没救？”朋友反问。

　　困惑也出现在刘可脑袋里。翻开网上的评论，一边倒地指责复旦学生。“当时我就懵了，跟室友们讨论了一晚上，我们的行为到底符不符合伦理标准。”

　　尽管两位室友的专业都与法学有关，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却并不一致。一个认为林森浩的行为对社会影响严重，理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换作她，不会在请求信上签字；另一个则觉得法院可判死缓，不反对刘可签字，刘可因此稍感安慰。

　　不过，她同样免不了要在社交媒体上面对朋友们的疑问。她对一位友人解释，法律、惩罚机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改造，而不是为了杀戮或者以命抵命。对方反问：“改判的话，负面影响也太大了吧？”

　　对于质疑的声浪，严义明并不意外。他分析，复旦投毒案因其手段等原因本就带动着相当大的社会情绪，另一方面，林森浩在接受采访时显得较为冷漠，也令公众不满。

　　尽管有众多不利条件，并面对随之而来的阵阵声浪，林聿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国人觉得超前的东西，在国外早已不新鲜，百余个国家已经从法律上或实质上废除了死刑。

　　“我们在国内所做的，不过是用细小的力量去参与社会的共同进步。我能想到三五十年后，中国也已经废除了死刑，而我们这一代人仍然健在。”

　　但相对中立的观察者的问题是：复旦投毒案是这种努力的合适渠道吗？成本会不会相对较高？

　　“在我目前所观察到的个案中，没有一个相对成本不高的。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民众并不适应良善的法治环境，以朴素的法律观、生死观（如杀人偿命）来判断对错。”联名信发起者之一林聿表示，“如果不敢于从一些有争议的个案入手，那么良善法治观念的普及影响力也会较弱。”

　　和林聿一样，谢百三也预料到了这场“劈头盖脸”的声浪。他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说，“人们习惯了杀人抵命这种约定俗成的想法。”

　　对于谢百三而言，重要的是舆论的冲击打断了原本的计划。骂声一度令他与企业家关于捐款的洽谈中止，案件未来的走向也为已经初步敲定的意向蒙上阴影。

　　况且，计划中的重要一环——黄洋父母的谅解——目前看起来困难重重。黄国强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免死的口子一开，校园里一定会有诸多仿效者。另一方面，他并不打算接受林家人的道歉：“他们来四川道歉，还带着记者，不真诚。目的不对，态度也不对。”

　　请求信并未弥合原有的裂痕，人们努力之后发现，距离共识的达成还有遥远的路途，而案子本身也远未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