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念的年货”打造纸版“舌尖上的中国”(图)

　　大学毕业后，我先去香港，再去加拿大。在香港时仍回广州和大家庭过年，憨吃闷睡，鼓腹而游，大年初一摊开手掌收红包。去加拿大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宿舍就是我的家。为了让我自己找到家的感觉，1月里别人正努力收复圣诞和新年期间吃撑的胃囊，雄心勃勃地开展新年订下的计划，我却开始筹划过年。我一个人加上一个兴趣浓厚但毫无经验的室友做帮手，决定要把年过得雄赳赳、气昂昂，像一支展开旌旗的军队。家里七拼八凑南北融合的过年习惯，统统被我从思想背后翻出来筛了一遍。虽然我在香港时硕士研究做的是植物，但我对花草既没有天分也没有兴趣，所以孵水仙这一项可以免了。我奶奶过世以后，家里也不再有人孵水仙，都是临过年在外面买几盆，从来都开得正好;物是人非，也不必在打电话时讨论今年水仙能否及时开。多伦多腊月里动辄冰天雪地，金桔和桃花也没处去找。多伦多近郊的华人聚居区或许有，但我住在城里又不会开车，去不了。于是只有往吃的方向努力。

　　为了庆贺新年并与不知过年为何物的朋友们分享中国新年的喜悦，我决定自己做萝卜糕和芋头糕。我收集的菜谱从《媛姗食谱》到《珠玑小馆》都有做法，网上的资料更多，各有各的微妙不同。我相信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微妙不同足以引起广州不同区甚至不同街道之间的恶战，但是在我万里之外的小厨房里，无论哪个版本都是正宗的故国的味道，而我执意挑最麻烦的做——腊味、冬菇、虾米分开炒过再混合起来调味，萝卜刨丝先焯水再炒过——仿佛不麻烦就不够年味儿。我切腊肠切得虎口起泡，刨芋头又刨得手指奇痒，然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我代表着我和我的父母、祖父母出生和成长的那些个城市，为我自己在这里过年。第一次做萝卜糕和芋头糕，我借用了全宿舍四个女生所有的蛋糕模子，还不得不用上做南瓜派的铝箔模子。我和热心室友的牛仔裤和围裙上到处是一搭一搭的黏米粉，厨房甚至卧室里的一切都沾染了冬菇腊肠的香味。因为不知道糕糊应该倒多厚，蒸多久，我们两个做生物的学生干脆试验了各种可能性，它们竟然都成功了。太稀软的糕出锅以后我们自己迅速吃掉了，软硬正好的我们切片煎过，带去实验室请同学和同事吃，博得一片赞扬。太硬的被我切成小块，四面煎黄，另加酱油糖炒，也是过年期间美味的点心。熟能生巧，做到第三年上，在我自己的小厨房里，我已经可以一下午做好三四块萝卜糕和芋头糕，而且窗明几净。糕蒸熟晾凉，从模子里搕出来，用保鲜膜包好，送人自食兼冷冻储存，半年后又珍惜地拿出来吃。

　　结婚以后两个人过年，年夜饭怎么做，成了富有挑战性的难题。炒两三个菜无论如何也不够隆重，像过去在家时冷菜热菜做一大桌连包饺子，凭这点可怜的劳动力技术上也不可能实现。反正我家也从来没有一定的过年传统，干脆吸取南北菜色精华，完全创新。年夜饭应该有一定的布局：味觉上由淡入浓，触觉上刚柔相济，温感上冷热调和，并且具有善祷善颂的意义。年夜饭两个人一餐吃不完，还要考虑下一餐的剩菜冷吃或者再次加热仍然不令人厌烦。读了很多菜谱以后，我左斟右酌了几天，决定做四个小冷盘：卤花生，金钱肚，糟羊舌，凉拌黄瓜。两样冷荤是白切子鸡和苹果酒煨过的油封鸭腿，两个大菜是葱烧金鲳和冬笋扣元蹄，一个蔬菜是冬菇炒青菜即金钱满地，以精而不简的一桌菜庆贺我的新年。我没有家庭传统也没继承多少地域风俗，反而可以不受限制，随心所欲地用多伦多唐人街和农民市场能买到的材料料理一桌年夜饭。

　　离开多伦多以后，我来到了英国牛津。在这里过年又是新的挑战——小城只有一间小小的中国店，卖苦涩的白萝卜和有芥末味儿的青菜。多伦多从不稀罕的大芋头，此地只有冷冻的(而且每次去冷柜里好像都是年深月久的那同一包)，自制萝卜糕和芋头糕是没指望了。伦敦华埠的商店应该是堆得金玉满堂，也许值得跑一趟。作为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我雄心勃勃地要再次在一个新的国家炮制我的新年传统。我要在新春里用水仙和兰花装饰我的房子，我要做香菇笋丝腐皮卷分送同事，煮一锅新卤水卤鸡翅豆干五花肉，除夕夜做一只八宝填的肥鸭子作为大菜，用青菜肉丝炒一锅细长劲道的新竹米粉祝愿长长远远。我愿多年以后我的朋友和亲人想起有我在那里的中国新年，会记起我的萝卜糕、芋头糕、水仙花、八宝鸭子和炒米粉;即使中国新年对他们来说只是日期不定的富有异国情调的一天，即使故乡不是一个城，地球只是一个村，十年后我不一定还在此处，我只想对我生命里所有的人说：我在那里的时候，真高兴你也在那里。

　　(作者在牛津大学病理系从事博士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