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云山作文写诗绘画的动力正是源于一次次精神“返乡”——“我多想回到我梦里的家乡，哪怕只剩下一片断壁危墙”;“托口，你这千年的妖孽。魂牵了多少老百姓的喜与泪，断肠了多少天涯人的笑与悲。” 我想这或许正是这位“乡土艺术家”异于常人的地方。
如果说画家梁云山回托口是为了寻根，那么摄影师旷惠民则是为了寻梦。
1971年，7岁的旷惠民跟随父母从内蒙古包头市搬迁到湖南湘西三线新厂,从辽阔的大草原来到崇山峻岭的湘西山区生活了13年。“我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充满了原始野趣而又淳朴温暖的湘西小镇上度过的。”
后来，他踏上了北去求学之路，毕业后留在湘潭工作。但是湘西雪峰山的雄姿，沅江上的山歌号子，河街边的热闹集市，神秘的祭祀傩戏一直停留在他的记忆深处，常常入梦。“2009年11月，我开始往返于湘潭和湘西之间，用相机记录着湘西古老文明与现代变迁。用影像去追忆一些童年的记忆。”
从此，旷惠民一头扎进托口，像嗜血的水蛭，恨不能网罗尽精华。在5年的时间里，他走遍了托口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一次又一次地寻访陷落在时光深处的老屋、故人，记录下了古镇最后的容颜。他用光圈来发掘，用焦距来勘测，用快门来叹息，用取景框来追问，以一种温暖平和的眼光来观察和记录;他的镜头中充满了人间生活的烟火气息，有细腻而温暖的人文情怀。
托口，让旷惠民找回了童年的记忆，也找到了精神的家园、梦里的故乡。但这个梦很快就将成为“水中月”，于是他抓住一切机会，去记录即将终结的原乡。“开始一年去托口2次，2012年4次，2013年14次，再不去就没了”，这种时不待我的紧迫感让他实现了一次有情感体温的寻梦之旅;也完成了一次有历史深度的“标本”记录。
如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留住逝去的时间”一样，梁云山用文字、绘画，旷惠民用照片把失去的“托口”留下了——当家园沉入水下，他们所记录的今天的托口，就成为我们后代解读湘西历史的读本，他们的作品，就是一个历史的标本。
残酷在于，此后的托口人也只能像我们一样，到古画和老照片中去怀旧了。
2013年3月29日，家住河街的老铁匠赵嗣超去世，儿女们在桃子坳坟山为老人下葬。托口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土葬，也是人们落叶归根的一种习俗。
82岁的罗金娥坐在床上依依不舍。搬迁时，有人出5000元收购这张老床，罗金娥没同意，她说：“我在这张床上睡了60多年，它伴我留下了很多美好回忆”。
杨茂厚，1938年7月出生。1989年他花一万多元购下了大桥街这间小店铺，扎棺罩、糊灵屋，卖纸钱和香烛，日子过得清闲安逸。搬迁后，他不准备去新镇开店了。他说：“我都75岁了，搬上去租门面开店成本太大，老手艺店没法养活”。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十年前，托口的年轻人进城打工是自然的流动，现在则是被动的无奈：因为大坝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很多人只能从此远离故土，投入到都市漂浮一般的生活。
2003年—2013年，托口的大批年轻人开始了“出乡村记”。
赵俊，生于1983年，家住托口镇石桥村;肖平，生于1984年，家住托口镇大桥街。两人是同学，2003年9月，他们都离开了家乡，分别去衡阳和长沙上大学。“我们这批80后，高中毕业通常两条路：要么继续上大学，要么去沿海城市打工，留在家里种地的基本没有”，赵俊说。
为什么逃离故乡?因为托口和中国所有乡村一样，在时代大潮中“身不由己”。
在赵俊的记忆中，托口曾经有吃不完的山珍河鲜，每年端午有杨梅、中秋有板栗、冬天的柑橘和大红甜橙几乎要把树
枝压断;清水江与渠水交汇处有一个500米长的白沙洲，夏天是孩子们游泳、玩耍的天堂，水中鱼儿成群，一网下去从不会放空，那时的托口真可谓是“田园牧歌的生活”。
生活在古镇上的肖平，印象最深的是老街上曾经有糖厂、瓷厂、印刷厂，大人们每天去厂里上班，生活悠闲而满足，“小时候吃的月饼都是托口糖厂自己生产的。” 虽说肖平儿时的老街已没有祖辈生活时的繁华，但乡镇企业依旧很红火，他也曾憧憬着长大后去糖厂里工作，“糖能吃个够”。
赵俊和肖平们的美好生活，很快就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急剧缩短乃至终结。
90年代中期，大量挖沙淘金船开进托口河边，沅江被无情的钢铁机械挖得遍体鳞伤，渔业枯竭;田地里，农民忙活一年却常常入不敷出;镇上曾经红火的工厂倒闭，工人下岗??托口的年轻人纷纷进城打工，于是田园荒芜，古镇萧条，和中国其他乡村一样，留守家里的是由儿童、妇女和老人组成的“613899”部队。
“游子外出闯荡，故乡却不等你。它要么失去人脉，长眠不醒;要么大干快上，跑得比你还快。”2003年10月20日，洪江市人民政府发布通知，要求在托口盆地海拔250米以下的地方停止建设，托口水电站即将上马。而后，托口人开始了十年的家园保卫战——土地补偿，移民搬迁，拆村并居，进镇上楼。
2007 年，赵俊和肖平各自毕业，又在深圳汇合了，他们都来到这个“梦想之城”打拼。但乡愁依然如影随形，几个同学建立了一个QQ群，常常在里面说说家乡话，聊点童年事;后来深圳工作的老乡陆续进来，肖平把这个群改成了“托口人在深圳”，一群漂在城市里的年轻人，通过网络找到了共同的“故乡”：他们在群里共同追忆故乡的美好，也感叹现实故乡的沦陷——为什么大家曾经“热爱的故乡”，变成了一个自己不愿回去或回不去的地方?
因为修建水电站，托口古镇及周边有2.4万人需要重建家园，对这个盆地来说，无论在物理上还是心灵上，都不亚于一场地震，有人甚至将关乎利益的博弈称为“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2008 年，肖平从深圳回到托口开始创业;2011年他家老屋拆迁，重新修房。“我们在古镇的房子是木房子，赔偿很低，一共才四万多块，这点钱怎么够?”肖平说，家里东拼西凑，才把房子修了起来，“因为搬迁修新房，10个家庭起码有8家欠账。小孩要读书，爸妈要养老，年轻人都只能出去打工还账了。”
如果说十年前，托口的年轻人进城打工还是自然的流动，那么现在则是被动的无奈：因为大坝让他们失去了土地和家园，很多人只能从此远离故土，投入到城市无根漂浮的生活。“归去来兮”已成绝响——因为已无田园，也无家可归。
“你现在看到的托口是没有灵魂的，只是一排排冰冷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肖平说，虽然现在住上了楼房，但一点都不觉得有自豪感，他更怀念曾经老街上木板房里的生活，那些建筑里有故事，有烟火味，有人情的温暖。
故乡所提供的生活经验是“人应该怎么存在着他才会感觉到幸福”，在深圳生活过的肖平说：“城里不过是住着一群有房屋，没有家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和双足的地方。但当托口古镇如今变成一片废墟，即将沉入水底，我知道自己从此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
现代化与城镇化浪潮齐头并进，席卷而来。托口的乡里人往镇上搬，因为土地被淹，学校合并，小孩只能来镇上读书;镇里人往县城搬，县城往市里搬，“且把他乡当故乡”。赵俊在洪江市里买了房子，但在深圳上班;肖平在新镇修了房子，但一直在贵州凯里做生意。他们俩都已结婚生子，托口，对他们来说只能永存记忆，而对他们的孩子而言，也许仅仅只是一个地名。
电影《云上的日子》里讲了一则古老的寓言：如果走太快了，灵魂跟不上了，你就要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悲哀的是，过去百年间，从革命到建设，从出乡村到城市化，急于赶路的中国人，一次次走丢了自己的灵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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