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家与康家：恩怨十九年
得知聂树斌已被执行死刑，张焕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讨要儿子的骨灰。
1995年五一前后，张焕枝骑上自行车，从鹿泉来到石家庄中院，直接找到主管聂树斌案件的孟姓法官。
“孟法官，前两天枪毙的人里是不是有我儿子？”张焕枝问得很客气。“有。”“你们把人枪毙了，尸体都放在哪？”张焕枝又问。“都一块儿拉到火化厂了。”强压委屈与愤怒的张焕枝突然急了：一块拉到火化厂？我还要我儿子骨灰呢！
孟法官这才从办公桌上侧过身，看了她一眼，“哎，你怎么还要你儿子骨灰呢？”听了这话，张焕枝不知如何是好，她大声和孟法官理论：“我就是要我儿子骨灰。你们说他是强奸犯，我不这么认为。”
张焕枝想不通，纵使儿子犯了天大的罪过，总还是中国公民吧？“我在电视上看过，咱中国公民在外国遇到什么事，大使馆还想办法把人救回来。我儿子怎么连骨灰都不给？”
孟法官一看没法了，说，“那就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第二天，张焕枝在弟弟的陪伴下，拿着孟法官的介绍信来到火化厂。还没走到门口，她就哭得走不动路了。弟弟怕姐姐进去后，自己一个人拽不出来，说什么也不让她再往里走。
张焕枝坚持一定要看上一眼。“他们说我儿子是杀人犯、强奸犯，可我不管他是好是坏。就算真是犯了法，他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张焕枝哭了。
那一天，她最终没能拗过弟弟，没有走进火化厂。
想到儿子离去时还没结婚，张焕枝把领到的骨灰重又留在了火化厂，等了一阵方入土为安。“我们农村时兴阴婚，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个小男孩儿、一个小女孩儿两个骨灰盒并到一块儿埋在土里就行。”在张焕枝心里，即使聂树斌的罪名是强奸，他也仍然是个没娶过媳妇的小孩。对这个自己生养了20年的儿子，她要有个交代。
张焕枝不服输
聂树斌被执行死刑时，张焕枝刚过知天命之年。这个半辈子夹着尾巴做人、不喜与人争执的农村妇女到处哭诉。
张焕枝找到张景和位于石市新华区的家，想问清儿子为何被枪毙得如此之快。张景和的回答是，“枪毙的那两天我没在石家庄，我也不知道。”
这是她与张景和最后一次见面，悲痛中，她根本没想过讨要一审、二审判决，只是一个劲地哭：我儿子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此后，郊区公安分局、河北高院、省检察院，她轮番奔走，得来的都是同一句话：想申诉，你得拿出东西。所谓“东西”，就是聂案的两审判决书。
“可是从来就没人给过我判决，里边的内容我听都没听说过”。张焕枝很激动。
一年多的时间里，张焕枝到处找人，因为没有判决书，她的申诉根本无人理睬。
与妻子相比，寡言内向的聂学生的选择却是：自杀。1996年下半年，他一个人吞下安眠药，虽然侥幸保住性命，但落下终身残疾，成为偏瘫患者，一遇到激动的事便时哭时笑。
1996年，52岁的聂学生从联碱厂办理了病退手续，在家看病修养，老两口每月只有380块钱病退金。
1990年代中期，对于一些城里人，380块可能只是两三桌饭。但对于聂家，这几乎就是全部。吃喝看病打官司，都得从里头出。联碱厂上上下下都知道聂家的处境，尽管效益不好，但聂学生每次看病买药，厂里都能报销一半甚至更多。
对此，张焕枝说，她至今感恩。
那段日子，聂学生每天念叨的都是“我没法过了，我没法过了”，张焕枝也和他赌气、吵架。她埋怨自己的男人，“遇到坎，你怎么就不想着往前迈？”
外表坚强的张焕枝内心也很惶恐：儿子已经没了，万一老头也没了，我可怎么办！所以，日子过得再紧，她也绝对不在聂学生的医药费上省钱，她说，“我必须带着老头往前走，我能走到哪，他就能走到哪。”
丈夫敏感而脆弱，儿子的事在外面不说，在家里不能不提。老两口没事就苦思冥想，找出无数理由，说服自己命案不是儿子所为。
“就连康家都这么说”，一次，聂学生这样告诉张焕枝。可不是儿子又会是谁？每每想到这里，两人便相对无言，说不下去。
1997年以后，迟迟拿不到判决书的张焕枝很少再去公检法部门告状。在那段渐趋平淡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时，张焕枝总觉得年夜饭里缺点东西，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一天，她恍然大悟，缺的不是什么东西，缺的是个儿子。
敏感的康父
“连康家都这么说”，并非虚言。
事实上，康家的申诉之路，开始得比聂家还早，坚持得比聂家还长。从最初三次到公安机关报案不立案，到在石家庄市委报案时被值勤人员打伤，康玲玲的父亲对公职机关的办事作风十分不满，为此多次抗议。
1994年9月聂树斌被抓时，康父对破案时间过快及一些现场细节提出疑问。然而，警方坚称自己抓对了人，经人指点，他还给直接侦办案件的郊区分局送了一面锦旗。
但很快，锦旗就变成了一纸诉状。
1995年3月，聂案一审的法庭上，康父说出了5个疑点并大声质问被告席上的聂树斌是否有人指使作案，结果被法官强行制止。多年后，康父向李树亭描述庭审情景时表示，法官告诉他：“你是刑事附带民事的当事人，除了赔偿，其他的和你没关系。”
庭审中，康父提出的质疑包括：现场情况与聂的作案时间等不符；女儿生前习练防身术，聂很难将其制服；女儿门牙脱落；遗体和衣物不在一处，怀疑发现遗体处非第一作案现场；怀疑雇凶做案。
张焕枝介绍，康父也坚持怀疑聂案。一次，康父到省公安厅，与看门老汉攀谈起来。康父说，聂树斌就是个小青年，与女儿年龄不符；另外，女儿平时习练武术，真打起来，聂树斌绝非对手。
康父不知道，这名老汉正是聂学生早年当兵时的战友。这番话不久传到聂学生耳中。由此，聂家更加认定儿子是冤屈而死。
在两次庭审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康父均要求聂家赔偿丧葬费、子女抚养费等共6万多元，而法院最终判决只有两千。康父认为，这个结果是因为张景和在司法系统内部找了关系，因此对聂家深怀不满。
玉米地一案也彻底改变了康家的生活，康父一次又一次申诉、上访，柜子里堆满了各种材料，他本人也像无数上访者一样遭遇不公。康父写于2007年的申诉控告状中，“艰难诉控”“坎坷生活”“恐怖暴力报复”“强权政治压迫”等词语赫然在列。
除了针对办案的公检法机关，康父还起诉了多家媒体，理由是他们涉嫌侵犯康家的隐私。李树亭说，过去的19年中，康父一直缠绕在各种后续的侵权诉讼中，不肯放手。在对真凶存疑却毫无办法的情况下，这些侵权诉讼成了康父能够抓住的唯一稻草。
能够获得康父信任的人越来越少，除了每隔半月左右，康父会给李树亭打个电话，问问女儿的案子，全家对于外界的一切已不关心。《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致电康家，接电话的都是康母。一听说是媒体记者，康母总以听不清为由，客气挂断。即使记者找到石家庄市城区内的康家，也从未见人。
2013年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李树亭拎着两个西瓜爬上康家所在的7层，敲门后等待良久依然没人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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