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团衣物
导致8月11日大规模搜索的是康父发现了一团衣服。
10日，余秀琴与康父在横贯玉米地的南北土路西侧寻找。晚上7点左右，二人在玉米地南段走进一条长满杂草的小道。小道北侧堆放着不少从地里锄下的杂草，细心的康父在其中一堆草里胡乱一翻，发现了一团衣服。
“这是不是玲玲的衣服？”康父问身边的余秀琴，余一看，康父手中的正是一条蓝底蓝绿圈图案的连衣裙，里面还裹着一条粉色内裤。多年后，康父回忆寻找衣物的过程时说：“别的草堆都没有动过的迹象，只有这个草堆像是被人动过。”警方在之后的现场笔录中，这样描述埋藏衣物的具体地点，由尸体发现处向南90米，在南北土路西侧48米。
8月中旬，晚上7点天还未黑。余秀琴小跑回厂里报告，而康父坐在草堆旁守护现场。一小时后警方赶到，天色已晚。他们拿走了埋在草里的衣物，留下了一句话：等明天下力量找。
第二天，100多名液压件厂职工被发动起来，几小时后，工人在段月珍家的那块玉米地找到了康玲玲的遗体。
石市公安局郊区分局的现场笔录显示，公安人员从当日11：50开始勘查现场，并于14：05结束。现场笔录记载，尸体现场北距新华路204米，西距南北土路15米。尸体左脚西侧20厘米处有一鞋尖朝西的红色塑料凉鞋，左脚西侧偏南30厘米处有一串钥匙，尸体北侧偏西1.5米处有辆头东尾西倒置的女式自行车。以上三件均为死者遗物。尸体脖子上有一玉米秸，且在脖子上绕有一件衬衣，开口在北侧。
整个现场勘查过程中，侯军只被带到衣物埋藏地，并对自行车、鞋和钥匙进行了辨认。他说，“尸体现场，一开始没让我见。后来收尸时让我看了看。”康父一样没能靠近女儿的遗体，他对媒体回忆，公安机关“在那里检测、取证，折腾了一天。到晚上7点，他们通知把尸体带走，才算是立案了”。
地被撂荒了
自从地里死了人，段月珍就对那里尽量回避。每次浇地、锄草必须经过时，她都是一溜小跑，“心里害怕得不行”。
就那么一亩地，玉米也就种上八九垄，人怎么就死在我家地里了？段月珍一直困惑。
“原来我家的西红柿棚就是村里人家的祖坟，人家死了人就往我家地里埋。”段月珍觉得自己既倒霉又憋屈，“谁想没几年口粮田里又死了个人，吓得我都不敢从那块儿走了。”
事发后的一两个月，几乎每天都有人往段家的玉米地里去，测量、绘图，还不时有人来询问情况。段月珍有些烦了，再有人来，她就直接回绝：你们不要问我了，我已经够倒霉了。但没隔太久，侦查人员还是拿着一件浅色带花的衣服跑来要她辨认，“他们让我认，我怎么认得出来。”段月珍摇着头，有些不高兴。
在段月珍的记忆里，从土路边到遗体被发现的地方，那一片玉米被络绎不绝的来访者踩得乱七八糟。事发当年，她的玉米地少收了至少二百来斤，“那一小片也有没被糟蹋的，可是掰棒子的时候我根本不敢去。村里人问起来，我说不要了”。
村里有人给她出主意：你去找死在你家地里的人赔钱呀。段月珍和丈夫对此并不认同：人家亲人去世已经很倒霉了，我们只是跟着倒霉，哪里还能再去找人家要钱。
虽然没有亲见，段月珍听村里人说，死者的男人曾去她家的玉米地边给女人烧纸。此后近十年时间，段都很少再去打理那一小片田地，任其自生自灭。
2000年以后，村里统一回收村民口粮田，段家交地时异常痛快。在他们看来，交了地，简直就是丢掉了一个负担。后来，玉米地被村里租给一些从大名县迁来的菜农。这些人开来一些机器，开始在玉米地上重新耕种。
被怀疑者聂树斌
找到女儿康玲玲的遗体，康父第二天来到石家庄市委，他对此前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十分不满。报案却不立案，这是什么公安！康父愤愤不平地抱怨。这一次，老人得到的答复是：已经立案。
康父曾告诉聂树斌案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当时的石家庄市委书记赵金铎下令公安机关限期破案。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谁是凶手始终是个疑问。直到1994年9月23日下午6时20分，郊区分局民警张日强、杜同福在附近的电化厂宿舍区发现了一个骑着山地车的年轻人。
1994年11月30日，石家庄市《社会治安报》上，与张、杜二人同为专案组成员的民警焦辉广发表了通讯稿《青纱帐静悄悄》， 文中这样讲述抓捕过程：只见他从防水堤大路上拐进平房宿舍区，不时地左顾右盼，两位侦查员猛冲过去，拦住去路，张日强突然喝问：“站住！干什么的？”那家伙一惊，掉头想跑，被杜同福一把拽下自行车。
这个被拽下自行车的青年，就是时年19岁的聂树斌。
山地车青年
如果不是焦辉广的这篇通讯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大概永远也搞不清，自家老实巴交的独生子，怎么就成了拦路强奸杀人案的嫌疑犯。
据焦辉广描写，1994年8月11日以来的一个多月中，警方先后查访了8个村庄、12家工厂企业的1000余人次，并摸出13名嫌疑人，后被一一排除。
9月8日，警方在电化厂宿舍区内，从一退休工人处得知，入夏以来总有一名20多岁的男青年骑一辆蓝色山地车在附近闲逛，并几次尾随妇女上厕所。这个人“留平头，长方脸，小眼睛，不像市里人”。
令人生疑的是，据说8月初，这个人还在孔寨村方向出现过。
老工人的话立刻成为重要线索，侦查开始向电化厂宿舍及聂树斌所在的鹿泉方向辐射。之后的几天，几名菜农也称见过一个骑着蓝色山地车的青年来回游荡，尾随过路青年妇女。在焦辉广笔下，一位农民大嫂向警方反映，一名骑着蓝色山地车的男青年“悄悄骑到菜地边土路上，不怀好意地看着她”，等她抄小路回村回头看时，“那家伙的样子活像一只垂涎三尺的恶狼”。
1990年代中期，山地车还是稀罕物，并不普及，在农村更显扎眼。9月23日，当聂树斌骑着蓝色山地车在电化厂宿舍区“出现”时，很快就被警方发现。聂母张焕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聂平常没事时，确实喜欢骑车闲逛，有时也会走出老远，但他总是玩玩就回，从不夜不归宿。
但那一晚，聂树斌没有回家。
第二天上午，警察找到了聂树斌家，聂树斌的父亲聂学生在外上班，张焕枝也下地干活，家里没人。下午，张焕枝在家见到三名自称郊区分局的便衣警察，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只说“你儿子被逮了”。张焕枝听了吓了一跳，一下靠在墙上。警察也没有交代聂树斌究竟犯了什么事，只说有作案嫌疑。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张焕枝觉得当时被吓蒙了，没顾上多问。“而且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懂，他说是警察就是警察，根本不会怀疑。”她说，要是换了现在，至少要查查他们的工作证，就像每有记者到来，都要检查记者证一样。
从9月24日起，之后的一个多月里，警察往聂家跑了三四次。他们搜查聂树斌的房间时，还从抽屉里拿走了一个小本。张焕枝说，儿子从来没有记日记的习惯，里面写了些什么，家人到现在都不清楚，但警方说“里面写了一些内容，要拿走”。
警方还拿了一件衣服要聂家辨认。张焕枝记得，一个警察坐在北屋的椅子上，抬高的手里拎着一件花衬衣，“这衣服是你们家的不是？”张焕枝看了看，“不是。”警察又扬扬手：你看仔细点。张焕枝再次确认：不是。
“那是一件女人穿的花衣服，长袖，上面有蓝色的花，一朵一朵的，并不大。”张焕枝说，上面也有小碎花，比一块钱的硬币稍大，但是很少。这个细节也成了19年后王书金案二审开庭后，张焕枝指出检方在证据上“造假”的理由。此为后话。
康父告诉律师李树亭，破案期间，警方也去过他家几次。一次拿走了女儿的照片，一次拿走了两件衣服，其中一件是花衬衣，另一件是连衣裙。康父说，“这些衣服都在公安局放着，我们要，公安局不给。后来（警方）又拿了衣服让我们辨认，一件也是花衣服，一件是连衣裙。”不过康父表示，之后拿来辨认的衣服并不认识。
出事以后，张焕枝去过儿子学校。她说，对于聂树斌犯事，老师、同学的反应都是“抓谁也不能抓聂树斌啊”。杨中山是聂树斌在校办厂工作时的领班，带过他一年多。在杨中山眼里，聂树斌实在、老实、话不多，“他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行为，干活还行，不偷奸耍滑”。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