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底开始的第三次战役打得也比较成功。中朝军队不仅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这时，联合国方面提出了停火协议，而彭德怀也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论在食物补给还是弹药补给上都面临巨大困难。但是中国和苏联的领导人都被前三次的胜利所鼓舞，拒绝了联合国提出的停火五步方案。但中国政府刚一拒绝联合国的五步方案，美国军队就在1951年1月25日发动了大规模反攻。这就是第四次战役。
这时，美国的李奇微接替因车祸去世的沃克，出任第八集团军司令，并兼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精明的李奇微不像麦克阿瑟那样狂妄傲慢，他在仔细回顾历次作战记录中发现，志愿军每次进攻都在7～8天后自行停止——他将之称为“星期攻势”。而且志愿军每天作战距离均不超过20公里，他判断出这是因为志愿军的粮食与弹药补给困难，所以李奇微只把部队撤到22公里，最远不超过25公里的地方停下休整。他提出“磁性战术”，就是坚决近距离地与中国军队接触，不间断地持续进攻，不给中国军队以补充的时间，与中国军队拼消耗，并且在局部依靠优势的炮兵、空军和坦克的火力，实施密集的高炽烈的火力突击，以杀伤中国军队的有生力量。最后，等轰炸一停止便立即挥师反扑。
第四次战役前后打了近3个月，打得非常艰苦。这一次，美军加强了空军力量，完全掌握了从鸭绿江到最前线的制空权。而我们因为战线太长，补给困难，打得非常艰苦。我们调动了很多部队，想保住三八线，可还是因为实力悬殊，被迫放弃了仁川和汉城，全线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彭德怀再次向毛泽东建议暂停进攻，给部队一段时间休整、补充及巩固阵地，却再次被毛泽东否决。
就在第四次战役结束的第二天——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就打响了。为了准备这次战役，从国内急调了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一共6个军前往三八线。第三兵团下辖12军、60军和50军，一共十几万人。60军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第8纵队，后改为华北野战军8纵。1949年全军整编，8纵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18兵团第60军。他们先是参加了解放西北的扶眉战役，又跟着贺龙南下秦岭，一直解放了成都，是解放川西的主力部队。成都解放后，60军一直驻扎于此，其中180师兼管眉山军分区，建立地方政权。18兵团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我还记得，我们部队传达过胡耀邦的一次讲话，大意是说：现在转为和平建设时期，我们要安下心来把四川建设好。现在看来，朝鲜战争对他们来说，也非常意外。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归建，分散到地方搞建设的部队又集结变成野战军。60军军长张祖谅因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韦杰继任军长。当时解放军是成军、成师整个建制入朝的。从成都出发到了河北沧县泊头镇集结整训时，我和战友们才知道我们马上要进入朝鲜战场。部队政治动员时说：美国是只纸老虎，我们要用我们的小米加步枪，打垮他们的大炮加黄油;把他们从三八线赶到三七线，从鸭绿江赶到汉江!那时候大家对新生的祖国的爱是非常强烈的，听了这样的动员，大家更是群情激愤。
我们在安东停了两天左右，上级把我调到团政治处任见习宣传干事，负责编印一份团级的《战斗快报》。领导说：“你的任务就是把蜡纸、铁笔、钢板都带上，去采访行军路上和战斗中的好人好事，油印出来发到连一级。”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实际是赶赴三八线去投入第五次战役。为了力求减轻美军狂轰滥炸造成的损失，我们将要背负近百斤重的行装，昼伏夜出，连续15天跋涉1500里。那场战争一开始就以其可怕的艰辛与危难给了我这个学生娃子以极为严峻的考验和锻炼。
从基督徒到共产党员
回过头来看，坦率地说，当时解放军的整体素质不高，像我这样，从大学生进入军队的人少之又少。进入清华大学前，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我的人生不知道是否还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我的家乡在四川广安，那里山清水秀，物产丰美。我的祖父在老家开办了一个小工厂——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乡镇企业家。他虽然没文化，但深知读书的重要性。我4岁半就被送进私塾读书，我还记得，一进家门就有一只八哥鸟在提醒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初二时，父亲送我进教会学校。那里收费昂贵，聘了很多来自美国、加拿大的老师，他们不仅教给我们地道的英文，还让我们读《圣经》故事。高二那年，我进入铭贤学堂读书。铭贤学堂本是孔祥熙受美国欧柏林大学(Oberlin College，Ohio)委托在山西太谷县创办的一所学校，抗战爆发后从山西流亡到成都。我还记得，进铭贤学堂的第一篇英文课就是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那里面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也终生印在我的脑海里。
1946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选择物理，是因为那时我们都崇拜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我那时还憧憬过毕业后去美国给爱因斯坦当弟子。我入学的第一年底——1946年12月24日晚，北平发生了著名的“沈崇事件”，当时北平学生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美抗暴”运动。12月30日这一天，我们清华大学学生从海淀出发，一直走到台基厂的北平市政府，向政府递交了抗议书后才结束。
现在也有很多人说，那时的学生反美情绪是被操纵和鼓动的。从我自己的亲历，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回想起来，抗战那段时间和美国人的关系是最好的。但是抗战胜利后，普通民众对美国的情绪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记得那时的北平街头，经常能看见美国大兵坐着吉普车，搂着“吉普女郎”当众亲吻……这些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的确非常张扬。我们平时就对他们的“跋扈”非常不满，当听说他们的士兵竟然在东单广场把女大学生架走强暴就更是把压抑许久的怒火发泄了出来。对我来说，尽管我一直在美国人操办的学校长大，但此刻，对美国大兵强奸北大学生而产生的愤恨，早已远远超出在美国学校读书培养出来的对他们的感情。
清华大学那时候“左”派学生非常活跃。大多数学生都是经历过抗战的苦难，都有满腔强烈的以身报国之情，希望国家能强大、自由。当时共产党也正是宣扬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国家，打倒贪污、腐化的国民党，这些宣传都符合我们这群立志要把国家变得富强的青年学生的心愿，我们也很自然地投入到共产主义阵营里。我爱好文艺，经常参加各种文艺活动，后来加入了地下学生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根据组织的指示，我们尽量多利用文艺社团，采取歌舞形式，开展宣传斗争。1947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6月的一天，我化妆成东安市场的学徒，坐火车经过天津到达静海县陈官屯，然后，通过运河封锁线进入冀中解放区。当时中共华北局在河北沧县泊镇设立了一个“敌后工作训练班”，训练班主任是荣高棠。训练班分成若干小组，我们小组有3个大学生，另外两位是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按照组织要求，大家用的都是化名，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名字。两个月后，我们训练班有5个学员要返回蒋管区，荣高棠带我们乘坐烧木材的汽车去石家庄到中央组织部转组织关系，正好遇到华北军政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荣高棠带着我们几个大学生，作为华北“第二条战线”的代表参加了典礼，还受到聂荣臻、朱德、叶剑英、肖克的亲切接见。在会议室里，我正好坐在朱总司令的旁边，他把西瓜切开后第一块递给我，我激动得赶紧站起来双手去接——能吃到朱总给我的西瓜，感到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最幸福的时刻。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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