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讲述被俘后的人生:新兵被当众剖腹挖心(图)

　　杜德事件

　　巨济岛战俘营里当年最为轰动的，莫过于“杜德事件”，而我正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1952年5月初，朝鲜难友通过地下渠道告诉我们，为了挫败敌人大规模扣留战俘的阴谋，他们在近期将会采取重大行动。他们提出，希望中国同志先引诱杜德前来战俘营谈判。弗兰特·杜德是美军陆军准将，巨济岛战俘营长官。虽然朝鲜难友没有明说他们的“重大行动”是什么，但是我们基本上已经心知肚明。

　　为了配合朝鲜同志的行动，我们立即开展游行示威和绝食斗争，并要求面见杜德谈判，解决改善战俘营的待遇问题。在我们的一再强烈要求下，杜德本人亲自出面，和我们谈判。这些谈判都是我出面翻译的。杜德一出面，我们立即停止绝食，杜德也很高兴，觉得自己很有谈判经验，只有他亲自出面才能解决问题。这也为我们下一步行动奠定了一个良好基础。

　　5月7日下午，杜德来到第76号战俘营的大门外，在临时增加的一个武装步兵排和两挺重机枪的严密警戒下，隔着铁丝网大门和站在门里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代表谈话。谈判持续了较长时间，警卫士兵开始松懈下来。此时去海边倒粪便的清洁队抬着粪桶回来了，趁着大门被打开，走在最后的几个身强力壮的清洁队员突然扔掉粪桶奋力将杜德拉进了铁丝网，并迅速将他抬进帐篷群里。大门立即被战俘们关严了，一幅大标语挂了出来：“你们若胆敢开枪，杜德将军就性命难保!”

　　第76号战俘营的朝鲜人民军难友，特地腾空一个帐篷作为杜德的住所，还让杜德手谕他的部下给他送进来一部电话机、一张行军床。然后，杜德被要求用电话下令将各战俘营代表送来举行战俘代表大会，以便解决“战俘自愿遣返甄别”后的遗留问题。杜德马上打电话命令战俘营管理当局，开来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由一个美军上尉带领76号战俘营的两个代表，到各朝鲜战俘营场把代表们接到76营场来。当天傍晚，巨济岛美军司令部的詹姆斯少校神色匆匆地开车来到602营场，要我和孙振冠立即跟他走。我们上了车，一起到了76号营场。只见大门内张灯结彩。人民军难友们组成两道人墙，列队欢迎我们的到来。他们手执纸做的朝中国旗和彩纸带，高呼：“朝鲜——中国!金日成——毛泽东!”

　　我们在战俘营里举行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杜德被叫来坐在“被告席”上，倾听各战俘营代表轮流发言。代表们把杜德当成美国化身，向他控诉了美军对战俘犯下的罪行。我在5月9日上午代表中国战俘用英语控诉了美方如何指使反共战俘在中国战俘营里制造一场骨肉相残的血腥内斗，迫使大多数战俘放弃回归祖国的权利。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和悲愤，杜德一直低着头，执笔记录的手颤抖着。

　　我们接下来跟杜德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代表全体朝中被俘人员提出四项要求：要求美军当局立即停止对战俘的一切暴行、停止借以非法扣留战俘的所谓“自愿遣返”、停止强迫“甄别”、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5月10日，杜德终于在《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上签了字。这天黄昏，我们把杜德送到76号的大门口，被朝中被俘人员扣押了78个小时又30分钟的杜德将军，在临出大门时，还向战俘代表挥帽告别。

　　“杜德事件”当时轰动了全球，从来没有一场战争中的战俘把战俘营总管抓了起来。但我们也遭到了无情的报复。释放杜德一个月后，美方对76号战俘营进行了大规模血腥镇压。他们用坦克从四面八方压倒铁丝网突入营内，跟在后面的特种兵部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毁帐篷，步兵则用机枪、冲锋枪扫射，整个战俘营火光冲天，枪声震耳。朝鲜人民军战俘共伤亡300余人。

　　“杜德事件”后，孙振冠和我跟其他16名出席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朝鲜代表一起被宣判为“战犯”，先将我们押往巨济岛“最高监狱”坐3个月牢，给予酷刑惩罚。然后将我们长期囚禁在巨济岛“战犯营场”，直到停战后被交换回国。

　　返回祖国

　　1953年4月，传来了和谈双方达成先交换伤病战俘协议的惊人消息。我们帐篷里沸腾起来了。

　　1953年6月8日，中国、朝鲜与联合国军签署了遣返战俘协定。7月27日，我们从美方托雷上尉那里知道了和谈终于在上午签字的消息，战争终于结束了。我们忍不住欢呼和拥抱起来!眼泪在笑声中流满了各自的脸颊。管理我们的托雷上尉也微笑着跟我们握手说：“我也和你们一样，希望早日离开这荒凉的小岛，回到我的家人身边!”

　　1953年9月6日，我们作为最后一批被交换回三八线以北的100多名中国“战犯”，由美军用卡车送往板门店。当我看清迎接我们的牌楼上那四个闪光大字是“祖国怀抱”时，我的眼泪一下就涌流出来：“祖国，我思念了近千个日日夜夜的祖国啊!”

　　卡车停在了牌楼下面，不等守候的军医、护士们过来帮扶，大家就迫不及待地往下跳，然后一头扑倒在亲人的怀中放声痛哭起来。我们已经分辨不出是自己还是别人在哭，也分辨不出是悲痛的眼泪还是欢乐的泪水!

　　交换完毕，我们坐上自己部队的汽车，被送往开城志愿军前方医院。在那里我们得到了特别好的照顾。当时，贺龙元帅带领第三届入朝慰问团还特地派了一个分团到开城来慰问我们。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周信芳、马思聪……这些艺术大师为我们这批最后归来的“战犯”战俘专门演了一场精彩的节目。第二天，我代表7000名回国战俘向慰问团做报告。我刚喊出“祖国的亲人们”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我不得不一次次停下来抑制自己的激动把报告进行下去。1953年9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报告会，提到了“张泽石”的名字——至此，失去我音讯两年多的父母和未婚妻才知道我并没有“失踪”，也没有牺牲。

　　我们先是被送到辽宁昌图县去“疗养创伤、接受审查、听候处理”。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我们这些拼命回归祖国战俘的下场，竟然是“怕死鬼”、“变节者”、“背叛者”的罪名，是开除军籍、开除党籍、终生监控的处分!开除我党籍、军籍的主要罪名，一是我在被俘前没有拉响手榴弹跟敌人同归于尽，被定性为“有武器不抵抗被俘”，二是我在战俘营担任翻译被定性为“为敌服务”。

　　1954年夏天我退伍回家后，请求复学遭拒绝、到处求职遇冷脸、原定婚约被撤散。正当我走投无路时，我的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历救了我。北京第九中学急需高中物理教师，校长看了我档案里写的“终身控制使用”几个字，便对人事干部说：既然写的有“使用”两个字，那就把这位清华物理系学生先使用起来再说嘛!

　　1955年夏天，我开始站上讲台兢兢业业地教书，只希望自食其力，别再让父母为我操碎心。

　　1956年夏天，我与学校一位不嫌弃我的语文教师结了婚，1957年初夏我们的儿子降世。我看见了自己生命的新的曙光。哪知儿子出生还不到百天，我就因了“抗美援朝变节者”身份在突然到来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二类右派分子”，取消了我的教师资格和每月70元工资，只发给我18元生活补贴，下放农村监督劳动6年。

　　但让我更加痛苦的是，父亲受到了我的牵连。1948年我回到家里再三劝说父亲参加革命，父亲接受了地下党安排，解放前夕他在长寿秦安纱厂任厂长，以袍哥名义组织了工人武装护厂队，防止了国军撤离时对工厂的抢劫，并保护了当地的水电站。1958年“反右”运动后期，父亲被诬陷为在解放前夕组织“反共自卫队”妄图负隅顽抗，立即以“极右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罪行逮捕入狱，1959年即冤死狱中。

　　1963年我被重新分配工作，到一个偏远的中学任教。1966年，“文革”浩劫开始，我再次被扣上“大右派”、“大叛徒”、“大间谍”的帽子，遭关押、批斗、折磨。1976年“文革”结束后，我们开始向党和政府申诉归国志愿军战俘的集团性历史冤案，1980年我们才争取到了平反昭雪，恢复尊严。我父亲的冤案也争得了昭雪。我生命中的30年磨难终于截止了。

　　一转眼，朝鲜战争已经过去整整60年。当年战场上的硝烟早已消失，但那场战争铭刻在我心上的伤痕并未痊愈。如今，跟我一起走过战争，走过屈辱的难友们，大都已经带着伤痛和遗憾离开了人世。他们曾经期盼当年的出生入死、受苦受难能为国家带来进步、为人民带来幸福。我衷心希望他们的遗愿早日实现。从我个人来讲，没有人像我那么深地经历了战争、灾难、迫害、背叛、对人尊严的残暴践踏……所有这一切，我都经历了，而且我知道它的痛苦，我应当把我所感受到的东西留下来。在浩瀚宇宙面前，我无非是一个过客，我曾经抱怨命运不公，而今天，我深深感到，来到人世这一趟我没有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