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共产党黎松山胡志明
越南国民党严继组武鸿卿
大越党阮海臣阮祥三
越南复国军普春律陈廷川农经猷
张佩公系张佩公张中奉陈豹
可见，改组后的革命同盟会各派势力变得相对均衡，越南国民党的优势地位无形中削弱了。
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工作的第二步为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当时在云南有两个合法的越南革命党人组织，一个是以武洪卿为首的越南国民党，一个是杨宝山、黎松山等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会”。“抗日会”于1937年成立，全称为“越南民众支持中国抗日后援会”。（注：《资料选编》下册，第871页。）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41年，越南共产党将“抗日会”改组为“越南民众解放运动会”，简称为“解放会”。1943年1月，武鸿卿前往云南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两派发生激烈的争执。以杨宝山、黎松山等为首的“解放会”提出的合作条件是，必须先改组革命同盟会，然后才能合作。武鸿卿等则认为必须先加入革命同盟会后，才能提出要求。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的工作陷入停顿。（注：两派争执的情况见《胡志明在中国》，第159—160页；VietnamandChina，p64.）为了加强合作，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会议决议，将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特别分会与驻滇越南民众解放会合并。在萧文的指导下，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于1944年7月2日正式改组，在昆明兴仁街44号越南俱乐部礼堂举行了公开选举。（注：军事委员会驻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办公室致中央党部电，1944年8月7日，特011／1·13。）国、共双方各提6位候选人。经过激烈的争夺，共选出5名执行委员，其中3名为越南共产党人；3名常务执行委员中，有两位是越共成员，其中唯一的一位越南国民党常务执行委员杨子江不久也脱离越南国民党加入了越共；3名中监察委员中，有越共党人1名。这一选举结果表明越南共产党已在争夺中取得优势，并在实际上控制了改组后的云南分会。（注：VietnamandChina，pp75－76。）
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改组之后，武鸿卿、严继组等见自己处于劣势地位，随即离开昆明前往开远，创办咖啡店联络国民党人，并与在滇桂边境活动的法、英情报机构保持联络。（注：邢森洲报告，特011／24－24。）脱离越南国民党加入越南共产党的杨子江向指导代表萧文出示了严继组与英方签订的妥协条约。（注：VietnamandChina，p76.）鉴于严继组等“私结团体”“破坏同盟”并“勾结英法”“出卖越南”，1944年8月4日，萧文下令逮捕严继组及其手下武光品。（注：张发奎致吴铁城函，1944年8月29日．特11／24-13。）与此同时，萧文还以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名义，宣布武鸿卿、阮祥三等人的“罪状”，指责他们反对改组云南分会，是“违反纪律”和“破坏革命同盟会”。（注：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第191页。）从此以后，越南国民党在同盟会中的势力大为削弱。
在逮捕越南国民党要员严继组后不久，8月9日，第四战区司令部正式释放胡志明，并根据他所拟的“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同意其率领战地工作总队队员杨文禄等18人入越开展工作，拨给入越经费7.6万元，此外还发给护照、公文、药品等，并拟援助武器。（注：张发奎致吴铁城电，1944年8月9日，特011／27-12。）但胡志明回越后不久，10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便得知胡志明即是越共和越盟的首领阮爱国。（注：邢森洲报告．1944年10月1日，转引自：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第198页。）张发奎上报的援助计划未获批准。
中国政府对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公开支持，遭到维琪政府和戴高乐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抗议。维琪政府与“自由法国”虽在抵抗法西斯侵略的问题上态度迥异，但对战后恢复法国在越南殖民统治的问题上并无二致。对法方的抗议，蒋介石均批示“置之不理”（注：萧文，“越南情况判断”，1946年10月。）。
这一阶段，中国方面对越南独立运动的援助虽已由半公开过渡到公开，并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为有组织的援助，但整体而言，中方援越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除前文所述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原因外，中国国民党方面援越机构步骤不一、意见分歧也是造成援越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具体负责援越工作的第四战区从“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的军事角度出发，主张扶植在越南境内有实力的越盟；中央党部则从党际关系亲疏的角度出发，主张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改变扶助越南国民党的作法，遭到以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的反对。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和中央党部在援越政策方面的矛盾和分歧，在严继组被捕事件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严继组被捕后，9月13日，吴铁城致电张发奎称：
查越南国民党与本党发生关系远在开战以前，太平洋战起以后，本党为扶植该党，增其向心起见，曾增加补助，辅导其发展，并交由海外部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同志就近指导接济。至越南国家主义党昆明支部杨子江与英国联络各节……其间有无误会或不实之处，请兄详加查核。为使越南革命同志增加对于我国之信心起见，弟意应采怀柔感化方策，对于越南各党派各别运用而不抑此扶彼以增纠纷，愚见如此，未审有当否？关于对越南整个政策，中央正与各有关机关妥慎拟议中，可否先将严继组交保释或解渝候讯之处，祈栽夺见复为幸。（注：吴铁城致张发奎电，1944年9月13日，特011／24。）
张发奎列举出越南国民党的种种违纪行为，坚决拒绝了吴铁城的建议，指出：
扶植越南革命，前奉军委会核准确定，以联合各党各派之力量，统一指导其活动，使能广泛协助我方共同打击敌寇为原则，并奉命令以在柳成立之越南革命同盟会为主体，而毋庸有其他党会之存在有案。年来本战区对于越党之扶植指导均准此原则办理。对于不参加同盟会之各党，则限制其活动，并诱导其加盟；对于已参加同盟而又于会外擅自行动，甚或破坏同盟者，自应严予制裁，以维纪律。本战区对于越南各党并无成见，亦未存心抑此扶彼。要之唯中央之命是从，今后对于越南各党派之扶植是否维持原案，抑采各别运用之方策，刻在呈请军委会核示中。但指导越党之责，无论方策如何应予统一专任，不宜分割错综，致相矛盾。今严继组、武光品业已缉获，初步审讯情形已报军委会，并将全案交本战区军法执监部讯办，静候中央处决。至于可否先行交保释放一节，因严继组涉有通敌嫌疑，未便照办。（注：张发奎回吴铁城函电，1944年9月，特011／24。）
为了缓解第四战区与中央党部之间的矛盾，打破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僵局，1945年2月27日，参与援越工作的中央党部、军统局、海外部等各部门联合召开会议，商议解决“严案”，结果同意释放严继组，原因如下：一、根据严继组报告及各机关所接情报，严继组尚无不利于中国之行动。二、越南国家主义党昆明支部杨之江向英国政府所建议之互助条件，严继组曾报告军统局及海外部驻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英国亦未理会杨之江之建议。三、严继组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仍以越南国民党名义活动，系该同盟会之纪律问题。会议决定将指导越南革命的全权暂时移交陆军总部作一过渡，将来再由陆军总部移交中央党部主管。但是令中央党部始料不及的是，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很快又将指挥权交还给第四战区（1945年3月，第四战区取消，改称第二方面军，张发奎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总司令）。（注：张寿贤致吴铁城函，1945年9月，特011／1·21。）
四、消极援助：法国解放至越南宣布独立
1944年10月，受日军攻桂的影响，第四战区自顾不暇，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一度完全停顿。（注：王之五、邢森洲报告：1944年12月11日至17日越南各方动态，特011／84－145。）柳州失陷后，越南革命同盟会跟随第四战区司令部由柳州迁至百色。越南国民党遭整肃后，阮海臣、张佩公、严继组、武鸿卿、农经猷、陈豹等纷纷离开柳州前往云南、贵州等地。越南革命同盟会门可罗雀，只有黎松山、蒲春律、张中奉三人在会，此外还有青年队（即原复国军）成员140人。
中国援助下的越南革命同盟会虽暂时停顿，越南境内的民族独立运动此时却空前发展。自1944年8月法国解放后，戴高乐临时政府与日本在越南的矛盾开始突出，这为越南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一直立足于国内发展的越盟势力此时得以壮大。
1945年3月9日，日军发动突然袭击，逮捕越督德古、陆军总司令爱梅等军政要员，推翻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注：王之五报告：1945年3月5日至14日越南各方动态。）三九事变后，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向汇报第四战区改编情况的萧文表示：“现阶段对越工作实为千载一时之良机”，并具体指示：1.外事处全部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2.先发第一期入越工作经费，国币五百万元。3.答先给以两个团之武器，其目前应用之少数军火由第二方面军酌发。但实际上，中方援越态度却发生转变，由积极转趋消极，由公开转趋半公开。这一转变明显地表现在对待越南国民党的态度方面。具体情况如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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