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公开援助：太平洋战争爆发至法国解放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的局面宣告结束。12月31日，罗斯福根据阿卡迪亚会议决定，致电蒋介石，建议成立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请蒋任最高统帅，由中、美、英三国代表组织联合作战参谋部，战区地域包括中国及盟国军队可以到达之越南及泰国国境。（注：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9页。）
越南划归中国战区后，中国对越策动工作更趋积极。1942年3月5日，“为求对越策动工作能迅确推展起见”，第四战区制定了“对越策动计划大纲”，规定工作方针为“为求进出越南作战便利之目的，战区应利用政治、外交等手段之掩护，积极策动组织越南民众武力，并各地华侨，争取法越政府暨其部队之向心，及扶植指导越南诸党派，以期控制全部越南之潜力，使能与国军立于同一战线，共同打击倭寇。最低限度不使供敌使用，以期我入越作战收最大之成效”。为使越南各党派“对我能确实协助”，第四战区决定改组越南解放同盟会，“就该员中忠实负责者及我侨胞领袖与复国军之中坚分子，重新合并组织一越南反侵略同盟会，设置柳州，直接受本战区之监督、指导，重新决定其工作方针，坚定其信仰，以消弥其纠错之现象，期收确实协助之效”。（注：《作战日记》，第536—539页。）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开始公开表示支持越南民族独立运动。3月23日，立法院长孙科在重庆《中央日报》发表意见，主张大战以后应“恢复世界各弱小民族之自由独立”。1943年11月，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明确表示，中国政府对“安南”“无领土野心”，并提议发表宣言，战后由安南独立。（注：《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五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5年版，第825页。）
中国政府公开声明支持越南独立后，越南革命党人在华的活动更趋活跃。1942年上半年，20余位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的领导人会集柳州，酝酿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注：VietnamandChina，p61.）但由于“不相统属，互存成见”（注：罗香林致吴铁城函，1942年8月17日，特011／16·2—56。），实际的筹组工作并无成效。经第四战区政治部数月的组织和培训，各党派的代表“颇能相与抛弃成见”，于7月成立“筹备委员会”。筹备会内工作人员共有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复国军、国民党及土生华侨等28人。（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代电，1942年7月28日，特011／16·2—55。）其中筹备委员19名，基本会员9名。19名筹备委员中，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有张佩公等7人；越南复国同盟会黄良等6人；越南国民党武洪卿等3人；大越党阮海臣（注：阮海臣，越南河东人，越南老革命党人，曾在中国云南、湖南及韶关讲武堂接受中国的军事教育，在中国担任军职多年。他本属于越南国民党系大越党人，但在登记简历时，并未注明党籍。引自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第154页。）1人；越籍华侨梅公毅等2人。
10月1日，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正式成立。该会的“最高目的”为“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打倒日、法帝国主义，恢复越南国土，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注：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第158页。）会议推定执行委员会委员7人，分别为张佩公、陈豹、张中奉、阮海臣、武洪卿、严继组、农轻猷，其中常务委员为张佩公、阮海臣、武洪卿3人。越南革命同盟会下设7个组，秘书组长为阮海臣，军事组长为张佩公，组织组长为武洪卿，宣传组长为杨清民，训练组长为陈豹，财务组长为农经猷，交际组长为严继组。并设东兴、靖西、龙州3个办事处，其负责人分别为严继组、武洪卿、陈豹。（注：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代表梁华盛号电，1942年10月22日，特011／16·2—41。）同盟会还在昆明设立分会，由越南国民党负责。
越南革命同盟会正式委员所属党派和筹备时期相比，主要有以下几点变化，一是越南复国军的实力大大削弱了；二是越南共产党完全退出，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势力锐减；三是越南国民党的实力后来居上，掌握秘书、组织、交际三个部门，东兴、靖西两个办事处和昆明分会。复国军实力削弱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反对。（注：张发奎致吴铁城函，1942年9月25日，特011／16·1—1。）越南共产党的完全退出则与阮海臣和张佩公的反对有关。（注：《张发奎口述历史》，第676页。）越南国民党实力的增强与中国国民党的支持分不开。越南国民党原在云南一带活动，是受中国国民党的鼓励才前往柳州的。据越南国民党人自己称：“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之际，本党鉴于会内份子复杂，一时未便参加，爰贵党殷殷至嘱，向越南国内推展工作，业经遵办，毫未间断……”（注：严继组上呈吴铁城书，1945年1月30日，特011／24。）
第四战区对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援助方式为：提供活动经费和派驻指导代表。第四战区长官部每月提供越南革命同盟会国币10万元的活动经费。（注：吴铁城致函张寿贤，1944年9月30日，特011／1·39。亦见VietnamandChina，pp62—63.）为了加强联络工作，第四战区还向越南革命同盟会派驻了指导代表。第一任指导代表由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1943年5月，梁调离后，由新任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兼任，侯因“声望太浅”，无法开展工作（注：吴铁城致何应钦函，1943年11月3日。），同年年底，改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兼任，侯志明副之。（注：何应钦回吴铁城函，1943年12月22日。）张发奎任指导代表期间，成立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具体负责对越工作，主任为中将高级参谋萧文。
虽有中方在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支持，但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进展并不顺利，甚至一度陷于停顿。究其原因，有以下数端：其一，内部纷争不断，尤以张佩公派与越南国民党争夺最为激烈，越南国民党领袖武鸿卿自与柳州越南革命同盟会主持人张佩公意见不合以后，即背弃同盟会，率其手下严继组、黎宁等先后返昆。
（注：邢森洲报告，特011／24—24。）此外，越南国民党与复国军也不能相容。（注：王之五报告，特011／23·2—54。）其二，同盟会内部多数执行委员离开越南较久，缺乏群众基础与号召力。（注：《胡志明在中国》，第158页。）其三，由于越南革命同盟会排斥越盟势力，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遭到越盟的抵制。1941年5月，“越盟阵线”成立后，大批越南共产党人从广西回国参加武装斗争。1942年1月，胡志明指导成立了许多军政干部训练班，其后越盟的影响几乎扩展到边境地区的每个角落，致使越南革命同盟会几乎无法在越边开展活动。由于以上诸多原因，1943年7月到12月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甚至完全陷入停滞的状态。（注：越南国民党意见书，1945年1月20日。）
为了改善和切实加强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工作，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决定改变扶植对象，加入胡志明一派的势力，重新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
当时的胡志明正被第四战区关押中。胡志明是1942年8月来华时被捕的。（注：关于胡志明被捕的详细情况，详见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第143至151页。）胡志明来华的目的及被捕的原因，据张发奎后来报告称：
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代表胡志明被派携函自越赴渝，拟谒钧（委）座致敬，向我中央请示抗日方针与国际反侵略会中国分会联络，于31年8月29日路经广西天保县境，因其所携证件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会会员、国际新闻社特约通讯员证明书、本部军用证明书等，均民29年所发，久已过期，被天保县属街长乡公所检查，疑有间谍嫌疑，经乡县专员公署钧（后委）会、桂林办公厅本战区政治部各级机关递解押讯。（注：张发奎致蒋介石、吴铁城函，1944年1月23日，特011／27—9。）
1944年1月23日，张发奎致函蒋介石、吴铁城，恳请由他“俾予任务”，派遣胡志明“回越工作”。（注：张发奎致蒋介石、吴铁城函，1944年1月23日，特011／27—9。）张发奎之所以向蒋介石请求释放胡志明，主要因为：一与当时国共合作的政治环境有关。据张发奎回忆：在当时我们并不反对共产主义者，尤其是国际共产主义者。（注：《张发奎口述历史》，第647页。）二与胡志明隐瞒真实身份有关。胡志明在中国境内从事革命活动时经常使用化名（注：胡志明的化名情况，详见吕谷：《胡志明乳名、本名、化名录补叙》，《印度支那》1986年第3期。），中国方面在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胡志明便是越共首领阮爱国。被捕期间，胡志明仅承认是“越南革命干部”，并曾参加过共产党，但与中共无关。（注：《胡志明在中国》，第149页。）第四战区政治部经过半年多的多方调查，至1943年7月，也只能证明他是“第三国际活动分子”。在这种情形下，胡的待遇得到改善，由被拘禁改为由“政治部察看”，并“予以优礼感化”。（注：张发奎致蒋介石、吴铁城函，1944年1月23日。）三是因为胡志明的个人能力和实力。越南革命同盟会领导人的自由散漫和腐化是一直困扰张发奎的一个难题。（注：《张发奎口述历史》，第673、692页。）越南革命同盟会第二号重要人物阮海臣在贪污活动经费后，曾一度离开柳州，其他领导人对他均束手无策。张发奎对张佩公、阮海臣、农经猷等人都深感失望，认为他们自由散漫，争权夺利，没有领导才能。（注：《张发奎口述历史》，第691—692、694页。）张对胡志明的印象颇佳，认为从“言语文字推断”，胡志明“似于三民主义抗日政策均有深切了解”，而且“才思老练，气度和平”。（注：张发奎致蒋介石、吴铁城函，1944年1月23日，特011／27—9。）胡志明是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义来华的。胡被捕后，越共为营救他出狱，曾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重庆塔斯社，声称：“国际反侵略越南分会全赖胡同志奔走，成立于1941年。该会包括其他各种革命团体，其主要者有青年独立会、农民独立会及妇女独立会，该分会共有会员廿万，其他支会散布于越南全部，而于cochin、安南及东京尤多。”（注：1943年1月18日，徐恩曾将国际反侵略会越南分会致重庆塔斯社的通讯转译给吴铁城，特011／27—10。）据此，张发奎在请求释放胡志明的报告中强调指出“其所代之分会，据其自称有廿余万民众”。（注：张发奎致蒋介石、吴铁城函，1944年1月23日，特011／27—9。）
为了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1944年3月25日至28日，第四战区在柳州策动召开“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越南革命同盟会、特别训练班、越南民众运动解放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大越党、国际反侵略会越南分会等7个团体的代表，共计15名。改组后，重新当选的执行委员有：张佩公、张中奉、陈豹、普春律、严继组、黎松山、陈廷川等7人；重新当选的监察委员有：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3人；胡志明和阮祥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大约一年以后，胡志明补陈廷川的缺成为执行委员。这12名委员所属的派别如下表（注：资料来源：《胡志明在中国》，第166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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