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蒋介石不支持越南独立 法愿给华人特权(图)

　　反对越南国民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三九事变后，越南政局暂时出现权力真空。越南国民党决定乘机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以引起盟国对越南民族自决问题的注意，为自己返越做准备。为此，越南国民党要员严继组前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援助。中央党部秘书张寿贤从利于将来越南问题的解决和顾及中国国际形象角度出发，主张采取主动态度，认为“现时越南革命同盟会纵无形解散，越南国民党纵力量薄弱，此时如能有所表示，与我不无裨益”，而且，“我国扶植越南份子为公开之秘密，此时有此机会不能有所表现，非越南革命力量薄弱至不足道，即为我国之无能，多年纸老虎一旦戳穿矣”。国防部和中央宣传部则对此持反对态度。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认为，是否发表宣言一事“无足重轻”，并称“法国抗议我扶植越南革命党，我曾以德古媚日为藉口，现德古被拘，越局剧变，对越态度应再检讨”。（注：张寿贤报告，1945年3月14日。）中央宣传部认为：“目前对越宣传方面方针应注重促进法越一致抗日以配合盟军攻势，倘于此时宣传民族自决似非所宜，为避免分散力量及增进中法邦交起见，在我国境内以不准其发表或见诸报章为宜。”（注：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致中央党部函，1945年3月27日。）越南国民党要求发表对时局宣言的申请最终未获批准。

　　拒绝越南国民党代表团的援助请求。三九事变后，鉴于越盟已把持同盟会的领导权，越南国民党人认为“同盟会已无争取必要”，欲“以越南国民党名义活动”，直接与中国国民党接洽。（注：邢森洲呈报“越党活动事由”。）1945年5月，越南国民党派遣代表团前往重庆，自称“越南国民党之八千党军已准备齐全，待命杀敌”，“越南国民党25万忠实党员散布于全国各地，亦正端候起事之日之来临”（注：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请求书，1945年5月25日，特011／15·2—73。），恳请中国政府提供以下具体援助：“一、承认越南革命临时政府之独立。二、援助本党成立越南革命军。三、接济国内外革命军之军火。”（注：吴铁城上呈蒋介石报告，1945年6月15日，特011／15·2—68。）  

　　越南国民党代表团抵达重庆后，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先后两次接见，发表如下意见：关于法国军队和盟军在越南抗日是否会影响越南独立运动，吴指出，将来情形，现尚无法判断，建议越南国民党“最好在盟军未到越南前，越民先表示其力量，反对法日侵略”，因为“盟军是否会妨碍越南独立运动要以越南本身民气如何以为断，如民气激昂，意志坚定，力量团结，盟国之同情才有办法”。关于同盟国对战后法国重返越南的态度，吴表示：“法国曾让日本侵略越南为南进根据地，将来的越南恐不会仍归法有”，并再次提请越南国民党人注意：“越南问题必须使之成为问题，即发动具体化、表面化之独立运动，而此动作应在盟军在越南登陆以前”，“在盟军登陆时，越人必须有具体动作。”（注：1945年6月8日，吴秘书长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谈话记录，特011／15·2—75。）关于承认临时政府一点，吴表示：“临时政府现既尚未正式成立，自无从承认，联合国曾有诺言不能承认非人民公意所拥护之政府，如韩国临时政府，迄今尚未获得联合国之承认。但事实上对于革命政府均采用非正式承认方式，如韩国、泰国均系如此。”关于接济武器一点，吴指出：“大量武器无法运入，此外日军解决法越军时，越人原有武器亦尚不能保存，由此可见即使拥有武力，但非至适宜时期，亦属无用，至于少数个人使用作为鼓励革命情绪之用，可请中国陆军总部酌量发给。”吴铁城还表示反对越南国民党从越南革命同盟会中分裂出来的作法，劝诫越南国民党人“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独立尚未完成之时，应极其容忍，不宜意气从事”。（注：1945年6月19日，吴秘书长第二次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特011／15·2。）

　　6月25日下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在曾家岩官邸，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要点如下：

　　一、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不过国际情形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续与英美研究，美国一定愿意看到越南的独立与自主。二、关于承认越南临时政府问题，将来看时机发展，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三、中国政府现时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四、希望在中国多看看各方情形，将来可与中国军队一同回去。（注：1945年6月25日，蒋介石接见越南国民党代表团谈话纪要，特011／15·2—72。）

　　从国民党高层人物的谈话可以看出，中国国民党在援助越南国民党的问题上态度游移。在盟军即将进入越南的情形下，中国国民党人已经意识到战后的越南若要独立此时必须发动大规模的独立运动。从道义角度讲，中国国民党理当扶植与自己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使其能在将来新政权中占重要地位，但在复杂的国际形势面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拒绝了越南国民党的援助请求。越南国民党除了获允其代表团一部分成员将来可以与中国军队一同回去外，没有得到中国国民党其他的实际援助，甚至其欲脱离越南革命同盟会而正式获得承认的精神援助目标也未能实现。

　　中国方面不仅在扶助越南国民党问题上犹疑不定，对越南革命同盟会公开扶助的态度也发生变化。

　　1945年5月12日，越南革命同盟会新近组设的“行动总队”进入越境后，为了加强对越南工作的指导，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向军委会建议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建议遭到以吴铁城为首的中央党部系统的反对，其理由为：

　　一、越南党派复杂，我国应促其团结力量，集中意志，以获得解放与独立，现时召开代表大会有无把握达到此目的，抑将使彼等更趋分裂，此应注意者一。二、在我国各革命团体力量均有限，真正之革命力量在越南国内，故应避免以导演方式在外面制造，促成彼等自相斗争，此应注意者。三、中法为盟国，法国已遴于五强之列，中法关系应慎重，故援助越南革命不能太露痕迹，此应注意者。四、以上各点，如会商结果，认为有举行代表大会之必要者，我国应努力劝请越南国民党参加。（注：张寿贤上呈吴铁城报告，1945年6月18日。）

　　军委会根据中央党部的意见回复张发奎，请其注意如因代表大会之召开而引起纠纷，不如暂缓举行。张发奎对军委会提出的问题，作出如下解释：

　　一、查越南党派大约有三，即以革命同盟会为中心之国民党系，及左倾之独立同盟系，与保皇之大越党系。自去年3月海外会议后，经团结一致，今召开一次全会，只有团结，不致分裂。二、现中越籍干部500余人，分途入越……沿边府州官民团体，均纷纷向我输诚。兹拟在该占领区建立根据地形成根据地，形成重点，大会即在该地区内举行。三、关于中法邦交向遵守中枢指示办理。现越军已在越境滋长成大，大会又在越境内进行。且以驱倭解放为号召，似不致影响中法邦交。（注：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致中央党部秘书处电，1945年8月4日。）

　　张发奎虽尽力争取，“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终未能召开。

　　当中国内部为是否召开“越南革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争论不休，越南国民党为争取中国的援助而滞留不归，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其他领导人，如张佩公、陈豹、农经猷等因受经济困难而逗留贵阳时（注：1945年6月份越南敌情月报。），越南人民已在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越盟的领导下发动“八月革命”，夺取了政权，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中方援越态度之所以由积极转趋消极，主要受以下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其一，受严继组被捕一案的影响。“严案”暴露了越南国民党自身的缺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对其扶植对象的实力产生了怀疑。吴铁城令其手下切实研究越南国民党领导力量究竟有多大。（注：吴铁城致张寿贤函，1944年10月7日，特011／1·39。）秘书张寿贤经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在越南国民党本身，似亦有矛盾存在，如党名原为越南国民党，在华活动则系以海外执行部出面，现又拟成立青年革命行动委员会，如武鸿卿、严继组能切实掌握国民党，国民党又确属健全者，似不必多立名目，时时变更”（注：张寿贤上呈吴铁城报告，1944年10月21日，特011／1·39。）。

　　其二，出于防共的需要。1944年9月，胡志明回越后，越南共产党的活动“顿告活跃”（注：邢森洲、王之五情报，1944年9月25日至10月1日越南各方动态。），并逐渐“蔓延全越”。越共与中国国民党虽有抗日的共同目标，但由于两党所坚持的政治理念水火不容，矛盾和摩擦日益增多。第二方面军外事处副处长萧文为此特向越共联络员黎松山提出警告。（注：邢森洲、王之五情报，1944年7月9日至15日越南各方动态。）中国国民党支持越南民族独立，但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中最有实力的却是“越南共产党”，处此矛盾之中，中国国民党援越态度变得暧昧起来。中央党部系统方面具体操作援越工作的邢森洲充满顾虑地指出：“……现越共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我党主义国策相违背，虽能联络运用，不但于吾人不利，彼竟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异日倒戈相向。是故目下协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注：邢森洲：“越泰办事处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书”。）

　　其三，受美国态度的影响。1943年在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主张将战后越南置于国际托管之下。这一主张得到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支持。英国由于与法国同样在远东享有巨大利益，坚决反对罗斯福的主张。大会最后决定越南问题的解决是“战后的事”。（注：ForeignRelutionsoftheUnitedStates：TheConferencesatCairoandTehran，1943，p485.UnitedStatesGovernmentPrintingOffice.Washington，1961.）到1944年底，客观形势发生变化，法国的解放和临时政府的建立逐渐加强了法国的实力。戴高乐执掌政权以后，法国政府一再申明不愿放弃越南的政治权，并已着手组织远征军，准备东来。（注：邢森洲：“越泰办事处三十四年度工作计划书”。）美国从战后欧洲的政局和自身战略利益角度考虑，决定在殖民地问题上向英、法等盟国成员让步。1944年10月24日，美国宣布承认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罗斯福在1945年3月15日的讲话中同意法国恢复殖民统治，但是同时指出，法国负有“托管国的责任……并且规定独立是最终目标”。（注：加里·R·赫斯：《美国势力在东南亚的扩张》，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4页。）

　　战时的中国外交基本上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反对法国战后恢复在越南殖民统治的态度妥协后，中国政府对法的态度也相应改变。1944年10月10日，蒋介石秘密接见了法国临时政府代表贝志高将军，表示愿意帮助法国恢复在越南的殖民统治。（注：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88至96页。）10月23日，中国政府正式承认法国临时政府。（注：VietnamandChina，p98.）

　　其四，法越当局对华态度的转变也是促使中国政府调整对越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1944年8月，盟军解放巴黎，推翻维琪政府后，日本与法越当局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法越当局在日本和越盟的双重压力下，对中国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由“挟敌自重”、“傲慢无礼”转变为请求援助。（注：萧文，“越南情况判断”，1946年10月。）为了使法国在战后对越南问题仍有发言权，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如：承认中国在越南有种种之特权，华侨在越南有特殊之地位；法国愿以其人力技术复修滇越、桂越两铁路，供中国自由使用，中国人民货物得以自由出入，由中国在海防设立海关，自行征税，等等。（注：萧文，“越南情况判断”，1946年10月。）

　　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的援越政策由秘密收容逐渐过渡到半公开扶植，由应急性的援助过渡到公开的、有组织的援助。但因受对法关系、中国援越机构之间的意见分歧，以及越南革命同盟会内部纷争等因素的影响，中国援越工作的实际成效并不显著。中国国民党对越南独立运动虽然深表同情，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是其援越的最高原则。随着抗战后期法国地位的回升，并表示愿意牺牲自己在中国的利益以换取中方对法国战后重返越南的支持，中国在援越的问题上开始动摇，援越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由积极转趋消极，由公开转趋半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