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半公开援助：法国战败至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0年6月法国在欧洲战败后，日本乘机压迫法国，企图切断援华路线。20日，法越当局与日本签订协定，准许日方派遣军事专家前往法属越南，考察中越边境的全面封锁及日本的运输状况。（注：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译：《大本营陆军部（二）：南进或北进之抉择》（以下简称《抉择》），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9年版，第120页。）条约签订后，法越当局关闭印支通道。（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6—337页。）在日军的武力威逼和“尊重法属越南之领土完整”的承诺下（注：《抉择》，第128页。），9月22日，法越当局与日方正式签署了《日法越南协定》。协定规定：一、允许6000名日军只在海防一个港口登陆。运送日军在这个港口登陆的船只限定为每次一艘；二、允许使用3个机场；三、允许一师团日军为了撤退的目的，从广西进入印度支那经由海防撤走。（注：《顾维钧回忆录》第4册，第441页。3处机场分别为谅山、老开和府寿，后谅山机场被河内机场取代，并又增加法兰琼和荷拉克两处，实为5处，见《抉择》，第149页。）《日法越南协定》的签订意味着越南成为日本进攻中国的根据地。中国对法国牺牲中国利益向日本妥协的行为提出严重抗议，声明“中国政府为维持其生存独立与遂行其一贯之反侵略主义计，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援取此种形势下一切必要自卫措施”，并声明因此而产生的损失及影响，法方应完全负责。（注：《日本压迫越南封锁中国》，《东方杂志》第37卷第14期。）
为防止日军假道越南进攻中国抗战的大后方，驻守中越边境的第四战区开始采取相应的军事防范措施。（注：《张发奎口述历史》（英文复制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特藏文献资料，第627页，第636页。）7月下旬，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调派在中国军队任职的越籍军官张佩公（注：张佩公，越南河东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毕业后在中国军方任职。）来柳州组织专门对越的情报机关。（注：《张发奎口述历史》，第632页。）9月中旬，中国方面下令轰炸滇越铁路上的河口铁桥，并根据《中法滇越铁路章程》下令自行调度滇越路的昆河段。（注：《扫荡报》，1940年9月20日，第二版。）9月下旬，日法在越南实现合作后，中国抗战后方遭受直接威胁，抗战形势骤然恶化。日本海军第十四航空队于10月3日进驻河内机场，7日开始轰炸昆明。（注：《抉择》，第164页。）日军进入中越边境后，不仅封锁了印支通道，而且大肆掠夺物资、焚毁房屋，企图摧毁中方抗战的经济基础。（注：万仁元、方庆秋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机密作战日记》（简称《作战日记》）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545页。）在这种情形下，为了获取进驻越南的日军情报和进出越南打击日军，中方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作。
中国政府对越工作主要通过两个系统进行：一是军事委员会系统，具体由第四战区总司令张发奎负责，主要在中越边境开展活动。二为中央党部系统，具体由海外部越南办事处负责。该办事处于1940年8月成立，主任为邢森洲，主要工作为策动越泰侨胞，联络越泰军民，为军事反攻做准备。（注：吴铁城致徐堪的函，特011／22。）
为了加强我方对越工作，第四战区在中央的直接资助下先后成立了西南战地工作人员培训班、特别训练班、靖西边区工作队、政治工作队、电报通讯班等对越工作单位。第四战区创办的各种训练班，客观上为越南独立运动培训了大批革命青年，至1942年上半年，共培训越南青年学生702人，其中女性36人。（注：严继组报告，1942年8月16日，特011／17。）这批青年成为后来中国公开扶助的越南革命团体——“越南革命同盟会”的骨干力量。
越督德古及法国驻越陆军总司令爱梅还曾多次向中国外交部及第四战区长官部提出相当具体且于中国有利之建议。
法国投降，使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呈现动摇之势，也使越南独立运动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的越南独立运动呈现出三种趋势：一为主张争取中国的援助，以与中国国民党渊源最深的越南国民党和一些在中国军方任职的越南军官为代表。二为主张借用日本的力量驱逐法国殖民者，以越南复国同盟为代表。三为主张依靠越南本土的力量，利用中国国共合作的条件，在中越边境地区加强同在中国的和在越南境内活动的重要骨干的联系，为开展越南国内的武装斗争并进而夺取政权而积极做好准备。（注：《资料选编》下册，第890页。）现将越南独立运动团体在华的活动及与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关系分别介绍如下：
越南国民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增加对该党的补助，并命令海外部安南办事处主任邢森洲就近指导接济。（注：吴铁城致张发奎函，1944年9月13日，特011／24。）为了加强工作，1941年，越南国民党将海外办事处由南京迁至昆明，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2年元月，因驻昆场所遭日机轰炸，又将海外执行部迁至开远。为了充实干部，越南国民党先后在昆明、开远开办三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此外，还在开远、宜良两地成立越南青年自卫团。（注：越南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上呈“越南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工作概况”，1942年元月1日，特011／15·3—87。）截至1942年8月，越南国民党在华人数达400余人。（注：严继组报告“越南革命各党派略史”，1942年8月16日，特011／17。）
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法国战败后，胡志明向越南共产党海外部建议把活动的中心从云南转移到广西的中越边境地区，然后回国领导武装起义。1940年10月，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等人接到胡学览的邀请后来到桂林。（注：《资料选编》下册，第902页。）为了取得在桂林公开活动的方便，胡志明决定由胡学览出面以“越南独立同盟会”的名义，成立了“越盟”驻桂林办事处。由于越盟是已经在中国政府登记注册的组织，而且胡当时在李济深主持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第二局任上校参谋，因此，“越盟”桂林办事处很快取得合法地位。（注：《资料选编》下册，第903页。）日本入侵越南后，越南局势引起了中国舆论界和各界人士的关注。1940年12月8日胡志明与中国方面共同发起成立了“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大会共选出理事55位，越方理事有：胡学览、范文同、张佩公、阮海臣、武河秋、林伯杰、阮爱国、胡亦兰、黄国卿、吕洪秀等10人；中方理事有：李任仁、程思远、阳叔葆、梅公毅、夏衍等40余人。（注：《资料选编》下册，第911页。）“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为在华的越南人士提供了介绍越南革命运动的机会，加深了中越两国革命者之间的相互了解。
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简称越南解放同盟会。其前身是“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实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属下越籍军官张佩公指挥的情报机关）。
张佩公获得张发奎支持后，组建中越边区工作队，在靠近边境的广西靖西县从事活动，召收从越南逃出的青年。（注：蒋永敬：《胡志明在中国》，第124页。）为了争取这批青年，胡志明率领在中国活动的越南共产党人从桂林前往靖西。1941年4月，胡志明等联合张佩公系的陈豹、张中奉等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该会的宗旨为“联合全越南一切民族解放力量，打倒法日两帝国主义，以求越南完全自由独立”。（注：杨怀南：《越南革命风潮的一个重大事件》，《扫荡报》，1941年5月26日。）张发奎和李济深分别向大会赠送了锦旗。同盟会成立后，一度在边境地带非常活跃。后因内部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越南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同盟会活动渐趋沉寂，并于1942年初完全停止活动。（注：KingC.Chen，VietnamandChina，1938—1954，pp50—51，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9.）
越南复国军。“复国军”是越南复国同盟会的军事组织，原为日本利用来打击法国的工具，法国在谅山向日妥协后，日本放弃对复国军的支持，法军乘机进行扫荡。黄良率领复国军500余人退入广西境内。第四战区对复国军非常优待，保留他们的武装，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在大桥设立特别训练班，对其进行政治培训和军事训练。张发奎、白崇禧、陈立夫等人都曾经给特别训练班做过报告。法方曾向中方提出抗议，要求中方遣送，中方以不知情为由，坚决拒绝（注：《张发奎口述历史》，第648—652页。）。
由上可见，由于日军入侵越南，中国方面开始积极策动对越工作，由秘密收容越南革命人士和团体逐渐过渡为半公开的扶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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