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1949年8月，傅作义在绥远仍与国民政府官员会谈
8月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徐永昌飞抵绥西河套地区，想策动董其武部西撤。但董其武是傅作义心腹，对傅言听计从。因此，董其武示意徐永昌，绥军是否西撤，须由傅作义决定。
8月28日，傅作义、邓宝珊返回绥远，两人此行目的是完成绥远易帜起义。9月17日，徐永昌一行飞抵包头与傅作义会谈。徐记载：“午饭饭后与宜生畅谈……谈话间宜生突发议论，以为凡做首领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领。并及共产党首领尤其没有好人，他们最专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过去若干倾心于共党者渐有觉悟。”晚饭后二人再谈，傅作义开始询问实质性问题：“颇询国军能否守住广州，美援为何”，傅想从徐永昌那里探知广州的气数是否将尽。紧接着傅作义建言：“若能努力轰炸解放区各大城市的电力厂，则一切大小工业停顿，必能使全体工人发生反共作用。强似无目的滥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9月18日的谈话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问题，徐答：“很有希望。”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复，实际上说明了美援并无多大希望。于是傅将话题扯开，说道：“美国人帮我们一分，必宣扬成十分，苏联帮中共总在暗处努力。如现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国人，彼等不但穿中国衣服，并且也不进城，不似美国人，每须为之开辟跳舞场。”徐答：“有无阴谋亦即在此。”此后，傅再也不提广州能否守住一类话题，因为他对美援的情况已经心中有数。
徐永昌紧接着劝傅作义西撤：“蒋先生许以川北为绥军根据地，并指挥西北各军。能开川、陕、甘边界固好，即先开河西，亦令西北各军悉受节制。”傅作义对此冷漠地回答说：“绥军开不动，也不能指挥他人。”
就在徐傅交谈之间，绥远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于18日上午举行。徐当即得知：“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傅宜生二月（按：应为一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赞成共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四）傅作义曾打算寓兵于农，等中共遇到困难时东山再起
然而，傅作义即便完成了北平和绥远的通电起义，也并非意味着他就完全转向了中共一方，他还有自己的谋划，打算根据时局随时东山再起。
9月19日，即徐永昌在绥远的最后一天，傅作义同徐永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傅作义解释绥远必须起义的原因是“今日绥军‘守’力量不够，‘攻’势更不济，‘走’官有二万眷属，毫无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为绥远人，一时难于开动。自己一人南去无用，亦复无聊。即使蒋先生叫我指挥别人军队，人家对我亦无信心。所以现在必须与共党联合，以求生存”。
接下来傅作义像徐永昌透露了一个他精心谋划的策略：“经过一个时期的整理军队，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时期中共以兵压迫时，彼时利用官兵心理却可打出去。今日对蒋先生须求有效果的途径，如系维持现状，绝无生存之理。以联共求得时间，而以革命求进展，利用合作农场，半年数月间可增至二十万人。明年三、四月间将为中共最痛苦之时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经济，中共绝不能成功。简言之，领导人物大多数皆是坏人。等等。最后结论，中共可能失败”，“（渠）要扩展实力，即是将可用干部放入农村。”
最后，傅作义说：“蒋先生权当认错了人，权当傅某力量投了敌，但最后必要发生一个大报答。蒋先生此时尽可宣传傅某之罪恶，只要蒋先生知道傅作义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为中共杀害，但并未希望蒋先生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来如此之切，亦并非要好友为之保证，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华民国胜利因素中仍有傅作义一员。傅作义必有轰轰烈烈之功绩以报国家，以报蒋先生，不然有死而已。”（《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谈话之后，傅向徐递交了一份上蒋呈文。这是傅作义就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党建等等问题向蒋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献策。呈文分为“（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相持阶段之形成”、“我们的做法”三个部分。关于中共可能失败的条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几个弱点：“外交孤立”：“经济贫困、食粮发生不足”：“军队前进太快，后方空虚”。关于相持阶段的形成，傅重点建议：“封锁，疲困经济”：“轰炸电厂，以扰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陆，以分散敌兵力”；同时建议侧重宣传中共“出卖国家民族”。关于“我们的做法”，这是一个重建国民党的意见，核心是“我们应认识我们已经失败，应重新革命、重新复兴”。（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9月19日徐永昌飞离后，绥远起义通电于4时发表，当晚，傅、邓等登车启程返回北平。
傅作义对徐永昌所言“利用合作农场”是否仅仅是应景之言呢？他是否采取过某种方式以求实施呢？当年主管绥远工作的薄一波记载：“傅作义回到北平以后，有一次和我谈话，谈到绥远今后的工作，表示今后必须做到两件事，一是绥远彻底解放区化，军队彻底解放军化；二是1.8万名干部，必须给以安置，最好的办法是修渠开垦。关于他个人的去处，我告他说，绥远军政委员会仍需成立，由他作主任，但这只是一个过渡，暗示将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可以在政府中工作。他表示怕学识不够，愿意多学习，并且说后套有16万顷地，可耕地为10万顷，而现耕种面积只4万顷，如果政策允许的话，他愿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农场。我把他的意愿报告党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愿的基础上提名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长。”（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也就是说，傅作义的确有如果中共在1950年遇到经济困难时东山再起的打算，这说明，他对中共能否稳定政权也没有信心，因此要为自己做一个万全的谋划。
（五）蒋介石日记中披露1963年曾收到傅作义来信
对于徐永昌所述傅作义“寓兵于农”的计划，傅本人在1950年的一件事也能作为佐证，据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的师哲晚年披露：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让傅作义担任了水利部部长。约一年后的一天，他找到毛泽东，给毛泽东说，他还有多少电台，多少枝枪，存在什么什么地方。毛泽东说:‘你留着用吧。’他当然不敢‘留着用’。”（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傅作义私藏一批武器和电台，证实他的确对中共留了一手。
这还没有结束，据台湾学者郭岱君新近披露出来的蒋介石日记显示，傅作义在1963年还与蒋介石暗中联系过，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此后8月份、9月份、10月、11月蒋在日记中都有提及傅作义，例如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但后来就无疾而终了。
资料来源：本文的观点和材料主要出自邓野的《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和朱宗震《傅作义接受北平和平解决的政治性质初探》两文。
结语
1、无论在北平还是在绥远，中共和傅作义都在根据自己的实力和处境尽力谋求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成果。作为“投诚者”，傅作义步步为营，在每一步中都充满着矛盾和复杂的谋划。
2、解放战争中的其他“投诚者”作为“改朝换代”过程中的特殊群体，其处境恐怕不会比傅作义好多少，他们在面临一系列抉择的时候也都充满了犹豫、算计和反复，用一句“弃暗投明”去总结这些人的抉择过程恐怕过于简单化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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