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傅作义在和谈过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
虽然傅作义在与中共和谈过程中数次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撤退要求，但这并不表示傅作义就完全断绝了与国民政府的来往。他在和谈过程中曾有三次打算出逃，都被劝阻或者因时机不对而未成行。
1、1949年1月傅作义曾打算“自行解除兵权，去南京向蒋请罪”
1949年1月6日傅作义曾对其参谋长李世杰说：“我们研究了几天，想出一个办法，今天就准备发一个和平通电，为人民请命，以促进和平。我就自行解除兵权，交由李文代理，去南京向蒋请罪，听候处理。这样做法，北平可以免去兵灾，又可以倡导全面和平。我想这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你觉得怎样?”
李世杰对傅作义有此想法很意外，他不客气地说：“这样做法是不负责的办法，任何方面都对不起。对军队，对人民，都对不起。你把几十万如狼似虎的军队集中到北平城郊，既不战又不和，说了几句空话就跑了，这些队伍叫李文怎样办？领导着和罢，势不可能，一定会出大乱子；领导着战罢，兵灾结果必然毁灭了北平。如此，你首先对不起北平居民，也对不起这几十万军队。再就蒋介石说罢，你既不愿走革命的路子，你就得走效忠蒋介石的路子，陪伴他殉葬。但你又不愿走打的路子，发一和平通电就走，蒋介石一定认为你是临阵脱逃，也不会原谅你的。再就共产党方面说，你的和平通电是会得到同情的，你不起来执行和平，而放了一炮就走了，我想也会认为这个做法是有始无终的，既怕打仗，又怕和平的一种行为。再就对自己说，也对不起自己，到南京去向蒋请罪，蒋一定不客气的交军法处理，到那时又怎样说理呢？这个做法我找不出赞成的理由。”后来傅作义就放弃了这一想法。（李世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我的经历和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68辑，1980年版，P83）
2、2月4日前后傅作义想出国，被南京政府拒绝
由于2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的公函和新闻稿，惹恼了傅作义，因此傅向南京政府申领护照出国。但国民政府外交部并未批准。对此徐永昌日记2月4日记载说：“杨慎五处长来，述前几天宜生（编者注：傅作义的字）电其向外交部要一护照准备出国未果，询中央对其是否不好。”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只是对傅表示“无所谓好不好，先要问何以不向上级报告所以即要出国有是理否”。
徐永昌明白傅作义想出走，虽然出国之事暂时搁浅，但徐永昌建议傅“莫善于先回绥远”。2月15日，杨慎五见徐：“杨出宜生致彼电，要求留绥飞机勿返京，俾彼有机会离平”。（《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也就是说，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飞机，伺机逃离北平。
2月22―24日傅作义与毛泽东会见之后。28日邵力子返回南京对徐永昌说：“傅宜生甚苦闷，一则以外间对之多有不谅解；一则以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静，但就有若干人受苦”。（《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也就是说，傅对走与不走非常矛盾，因为他觉得他若离开北平，其部属将失去庇护。傅作义对出走之事犹豫不决。
3、3月24日，傅作义想离开北平秘密去绥远
3月24日，不知出于何种打算，傅作义密电杨慎五：“杨慎五可亲送徐部长。请派王蔚梧乘机无论如何于明敬日先到绥，以便研究后日如何赴绥，万勿迟误，并须绝对秘密。”也就是说，傅作义想在26日逃离北平。
而就在25日，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迁至北平，并在北平西苑机场阅兵。毛的忽然到来，并恰恰选择在机场阅兵，无意中打断了傅的逃离计划。因此3月26日傅作义致电南京方面称：“承派机来接，至深感佩。因毛来平，著陆场附近共军较多，故此间机场已不能降落。以后另找好著陆场，再行请派。”（《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逃离行动失败，傅作义不得不再次安心谋划他的出路。最终，他选择完全转向中共方面，4月1日，也就是逃离计划失败后的第五天，傅向全国发表通电表示：“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裁乱政策。我们在实行所谓戳乱的时候，整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部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与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干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在毛期待近两个月后，傅终于发表了这个完全向中共靠拢的通电。
绥远问题：傅作义想寓兵于农，等中共困难时东山再起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傅作义经营多年的绥远该如何处理，成为重要问题。而傅作义虽然在北平和谈与中共的较量中败下阵来，但在绥远，他同样不放弃任何可利用的时机。
（一）中共在绥远兵力不足，毛泽东提出“绥远模式”
北平和平解放后，随着傅作义转向中共，如何处理绥远问题便提上日程。鉴于傅作义已争取过来，毛泽东认为在绥远问题上就不用着急，可以慢慢解决。1949年2月22日，傅作义同毛泽东、周恩来进行会谈，他问毛绥远问题怎么办时，毛说：“绥远问题，用‘绥远方式’解决。”傅又问：什么叫“绥远方式”？毛又说：“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绥远就不用兵了。先划个停战协定线，让董其武主席慢慢做好他的内部工作。另一方面派个联络组，把铁轨接通了，贸易起来，在他认为适宜的时候举行起义。”（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关于“绥远方式”，毛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做过详细阐述。他说：“绥远方式，是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作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绥远九一九起义》）
其实，之所以采取“绥远方式”，很大程度上跟中共要争取傅作义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中共在绥远方面的军事力量不足。据1949年1月23日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称：“绥远方面我只有姚八纵不到一万人，战力很弱，而傅、邓两部则有三万人以上。目前只好暂维现状，谈不上军队改编。”（《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国民政府驻军将近10万。）
（二）傅作义想保存绥远兵力，赞成“暂维现状”
恰在毛泽东提出维持现状之际，1949年1月25日，邓宝珊转告林彪等：“傅作义的意见，绥远部队不采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采取执行中共的政策（换旗）。”（《罗荣桓年谱》，第690页）双方对此问题出于不同的目的采取了相同的措施。
2月下旬傅作义、邓宝珊前往西柏坡会见毛，中共提出“归绥希望他们交出。他们则希望保留归绥。”（《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后来两市均暂时划入傅作义部管辖。
3月23日，双方成立“绥远问题协商委员会”。4月1日，傅方提出《绥远问题协议草案》，其第一条为：“绥远问题以暂维现状为原则，所有董其武所属军、政各部门也思想改造过程，逐渐成为联合政府组成之一部分。”（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把绥远问题与联合政府联系起来，这是傅作义将北京和谈中的故伎重演，不过双方于6月正式签署的《绥远和平协议》中并无此条，因此可见傅作义拿联合政府做文章的想法再次被中共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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