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队改编：傅想其“二十万人不能动”；中共坚持“部队分散与我合编”
军队可以说是傅作义谈判的资本，因此，在关于军队改编方面的谈判，傅作义还是很谨慎的。
1948年12月17日双方初次谈判时，傅作义想保存实力，特别是想中共放回他被围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对此，19日刘亚楼明确说出了和谈中中共在军事方面的条件：“1.通过谈判解决战事，我们赞成，但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解除华北“剿总”所辖部队的全部武装，这是和谈的前提，以任何形式保存武装的做法，我们绝不接受；……3.可以给傅先生留两个军，把中央军的军、师长统统逮捕，然后宣布起义。和平解决后，我们保障傅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如此严苛的条件傅作义显然无法接受，因此他选择了搁置和谈。
随着12月22日第三十五军被歼，傅作义态度有所软化，他在23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提出：“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在过渡阶段，为避免破坏事件，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亦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全秩序。……过此阶段之后，军队如何处理，均由先生决定。”
1949年1月6日，据周恩来给林彪的电报称：傅方代表“崔载之一再表示傅可放弃军权，但要求我们在政治上给以地位与名义，傅对投降或起义两者都不愿意，而愿取得一个国民党进步分子的地位，以作将来在政治舞台上的资本。”（松植《平津战役秘密战》第十三章，当代中国出版社）
对此毛泽东7日指示林彪：“我们基本方针是只要傅能让我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傅部编为一个军，他本人可赦免战犯罪，保存私人财产，住在北平或外边由他自定，他的部属的生命家财不予侵犯。除此以外不能再允许给他什么东西，亦不能称为起义。”（《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0~431页）
8日，周北峰向林彪等转述傅作义的意见：“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采取有步骤的办法，即是调出城外，分驻各地用整编等方式解决。”（《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31页注）
1月9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复林彪、聂荣臻电，就傅作义所提条件作出明确的指示：“为避免平、津遭受破坏起见，人民解放军方面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三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点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塘、绥问题。”
但傅作义似乎对此条件不甚满意，因此以“不能指挥中央军”为由拖延，就在双方僵持阶段，14日，解放军攻占天津，全歼天津守军13万人。
天津失守，北平成为孤城，傅作义不得不接受中共条件，北平和平解决的谈判开始迅速达成。15日双方“对北平国民党军开出城外的指定地点，进行改编的方案，华北剿总和部队团以上军官的安排原则，北平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接收办法等”达成了基本协议。
19日，在华北“剿总”机关及军以上人员会议上，傅作义宣布接受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并发出了《关于全部守城部队开出城外听候改编的通告》。22日，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开始移到城外指定地点听候改编，到31日全部移动完毕。
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傅作义的方案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即他对徐永昌所说的“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
但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共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其部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傅失算了。
综上所述，傅在联合政府和军队改编问题上的两点打算，均未能如愿实现。
（三）傅作义首先宣布和谈协议赢取舆论；毛泽东两篇文章严词警告
傅作义不仅在谈判中谋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且在谈判后也不失时机为自己赢取民意以便获取政治资本。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而在和平协议按约生效当天，傅即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中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的13条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邓野认为：“傅抢在中共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共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共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对傅作义的这一举动，中共方面的反应如何呢？1月31日，林彪等致电中央，称傅作义“利用报纸大宣传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绩，并誉之为万众生佛。总之，他极力在收买人心，制造政治资本，想在联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脚（其亲信已有此表示）”。（《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而毛泽东本人则对此更为震怒，他采取了两项措施：
其一，2月1日《人民日报》头版了公布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林、罗名义致傅的公函。公函历数傅作义的罪责并提出警告和通牒：“贵将军……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将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北平被围，业已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所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林彪、罗荣桓为敦促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致傅作义函》，《北平和平解放前前后后》P62）
其二，2月1日，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撰写的《和平结束北平战事经过》的新闻稿，对傅作义1月22日文告中的政治性表白进行了批驳，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天津打败了……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
2月3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说：“傅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应和我们靠拢，不要发表不三不四的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四）“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其他地区的敌人”，毛泽东开始安抚傅作义
毛泽东撰写的公函和新闻稿发表后，引起傅作义强烈反应。2月4日，林、罗、聂致电中央，提到傅“对我方的通牒内容表示不满，颇有气愤之慨”。林等建议：“为了争取便宜的合算的解决太原、绥远及其他地区的敌人，我们意见，在过去业已很正确地而且很适时地在政治上（宣布战犯名单、发出通牒）军事上（歼灭了天津、张家口、新保安等处之敌）打击了傅作义之后，目前则应采取以拉为主，以斗为次的方针。”林等认为：“以敌我现有之情况，我军有绝对把握做到所向披靡、无坚不摧，凭战争解决问题……但如能争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决问题，则较之使用战争便宜合算得多。”（邓野《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2月5日毛泽东复电认同他们的说法：“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虽然仍有再打几仗的可能，但是各地逐一和平解决的可能是很大的，太原亦有此种可能性。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方面有十分必要。”（《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因此，在舆论上对傅作义进行打击之后，出于减少压力的考虑，毛泽东开始安抚傅作义。
2月22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据说会见甚为愉快，谈话中毛泽东对傅作义说：“北平和平解放要谢谢你，你的功劳很大嘛!你做了一件大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掉的。北平和平解放得最好，可以归纳三点好处：……北平和平解放没有打仗，北平城里的文物古迹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完全保住了……双方的军队都保存下来，双方数万发炮弹也都保存下来了。这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立的三大功劳。”（王兰英、赵景才《毛泽东写给傅作义的三封亲笔信》）
此次见面基本上平息了傅作义的怨气，其对和谈的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但一直到4月份，傅作义一直没有发表毛泽东所期待的“站在人民方面即我们方面说话的通电”。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