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鸦片战争起，中国的转型现在到了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这样的进程不能随意被打断，无论美国也好还是现发展起来的其他民主国家也好，虽然有政府危机，但是政权没有危机。但是中国的今天不仅政府有危机，更主要我们优良政体没有建立起来，政权处在深刻的危机当中，维稳都成为问题，中国在南海其实就是国际维稳。
三、要认清中国作为民主国家成长和国家理性成长的历史阶段，这有助于我们摆正自己如何作为正常国家的位置。我觉得从鸦片战争到1945年大概105年的时间，中国是一个朝贡体系解体，作为弱势后发的国家追求生存的阶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中国是国际体系从陌生人、受害者到逐步了解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际体系这么一个阶段。从1945年到2008年可以划分前后两段，前一段更多是前105年的角色，后一段逐步转化国际体系接受者与适应者的角色，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受益者。而且搭便车搭到现在做大了。2008年以后可能中国逐步进入中国和世界的时段，中国某种程度上成为国际体系塑造者的角色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今天有点像1898年美西战争初期，那时候美国才崛起，但是欧洲列强不愿意接纳，也不愿意承认，最后没有办法绝一死战，所以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甚至头号强在1898年基本上已经建立。美西战争美国正式把现在南加州全部吞并，中国现在可能处在美西战争的前夕，如果哪一天，比如明年、后年真是打一仗，效果类似美西战争，二十年以后可能说这一仗打的好，但是如果打败的话可能中国崛起就会受到阻碍。
这种情况下，中国现在是对大国政治意志考验的时期，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刚才几位教授讲了一个，中国还是以“拖”字诀，好像在展现政治意志，但是是不是具有政治决断力，从目前来看好像不够。
四、在这样一个时段正好是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趋于完成的时期，或者国家成长期，生存政治、生命政治和边疆政治逐步浮出水面。因此中国今天实际在重温16―19世纪初地中海文明权力政治与权势国家历史情景，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边疆政治、生命政治、生存政治实际是当下中国国家成长中间的核心要素。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提及一点，就是从霍布斯把即将出现现代民主国家作为政治生命体，进行利益最大化为主体，以生命保存政治和正当性作为自己座右铭。因此划分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条界限，国家政治讲正义、讲道德、讲普世道德，但是国际政治是非道德的领域，或者道德不能及的领域，何兄你讲政治是众人之事，不是国际政治，国际政治是霸权之势，你讲不是国际根本意义上的政治。
何光沪：现在新的因素是互相依存，现在必须你拿我也拿。
许章润：区分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国家政治以公民理性主导正气，国际政治则以国家行为主导利益边界最大化为目标。
五、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地中海文明所讲的权势国家与实力政治在今天还没有退出历史，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20世纪初逐步登场宪法政治与宪制国家这个命题依然有普实价值，文化政治与文明国家对中国来讲还是愿景，还是目标。今天情况下以实力为后盾来谈国际政治恐怕是较好的选择。这个里边有一条我觉得要澄清的，《国际海洋法公约》当年基本上在西方国家主导下起草来的，后来其他国家逐步加入，这里边有一个法理这个问题，这个条约是可以修改的，实际海洋法条约后来陆续有修改。
李令华：《国际海洋法公约》专门有一条十年以后各国政府可以提出修改意见，但是十年以后任何国家不能有保留。
时殷弘：海洋法是联合国大会搞的，常任理事国没有否决权，你周边外交搞不好，世界上朋友不多，哪能按照你的意见去。
王焱：美国声称美国法高于国际法。
李令华：不要把什么事情把美国拉上来，遵守国际条约是一个大趋势。
时殷弘：美国准备批准海洋法了，实际就是准备跟中国对着干了。
何光沪：有了规则大家得照办。
李令华：要遵守国际规则，而不是心血来潮。
王焱：取决于这个国家软硬实力，周边都说你好，当然国际规则按你的来。
时殷弘：美西战争，尽管美国GDP全世界第一，打很没落的西班牙，但是那前提是英国跟美国问题已经解决了，新兴第一和老牌第一的矛盾已经解决了。现在中国去打一个小国或者中等国家，跟老大（美国）之间还对立，打赢了也没有用。
许章润：我接着讲，中国可以提出修改海洋法，修改前提是有没有朋友支持，有没有实力动用“修法提起权”。如果有就修改，没有的话就提出保留条款，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法律话语权，背后是政治话语权和文化解释权的问题。
我同意大家讲的，中国在南海问题其实划界不是重大的问题，重大的问题是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搞的好了，解决了，南海问题迎刃而解。如果现在把注意力既不放在中南海（内政），也不放在太平洋（中美关系），而放在南海，我们就上当了。中国搞上合组织就是鸡肋。
时殷弘：鸡肋也得搞，特别是最近，说中国周边外交都出现危机，如果上合组织不搞，自己心里觉得没有朋友会心慌。
何光沪：上合组织最不可靠了。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重要，现在冷战时代负面因素还继续存在，相互毁灭的危险还存在，从正面说所谓全球时代相互依存性在加强。
李令华：将来马上会呈现出来，由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抱起团跟中国干，完全有可能。
张千帆老师
主持人 杨俊锋：我们最后有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教授。
张千帆：我对这个题目有点不熟悉，说点自己的感受，我不是搞国际法的，对南海没有什么研究。首先天则所开这个会很有意义，我认为以前领土纠纷是敏感话题，国内不能让谈，只能有一个声音。今天能开这个会，首先表明我们也可以在比较敏感的问题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包括在座意见也不一致，本身是好的、健康的现象。至少有助于遏制一下网上的愤青情绪。南海只是小问题，这种事态如果持续下去，可能让我们改革走向一条歧路。南海也不是第一次出事，任何中国边界出事都会有所谓“爱国主义情绪”出现。对南海问题对这个问题应尽量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不要带的太多感情色彩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这种倾向可以说历史悠久，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自信心一直受到极大的挫伤，也可以理解目前的心态。
我记着人大张鸣把中国近百年心态看作“怨妇心态”，中国对待这些问题没有体现大国应有的风度。当然有我们自己的因素，我们国家国内和国际政治状态就是这样，肯定也是挺正常的。我想中国经过这么多年发展以后，应该改变一下这种其实是弱势的心态，不要一谈领土马上上纲上线，马上爱国、卖国的争论，这样一种环境是不可能产生比较理性的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有些专家也能够体会到，我们对外政策可能被通过长期的教育制造的爱国主义情绪绑架了，你要下下不来。是谁把政府放在爱国主义的道德高位上？其实是政府自己。因为他通过历史教科书，通过教育让我们绝大多数公民都有这样的（民族主义）心态。我希望通过南海的问题能够在国内产生多元的声音，是谁对谁错，见仁见智很难一时达成共识，至少形成多云化的立场，而且大家觉得多元化立场本身是比较正常的，我觉得这就是比较好的状态。
中国处理国际问题，尤其涉及自己领土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有一个基本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要讲法。美国跟我们有利益冲突，他的判断不能算标准，似乎很多国家看来尤其跟我们利害冲突看来，我们有些做法不太讲理，更加我们网民、大众在这些问题上不是很讲理。只要有纠纷马上站队，只要跟你领土纠纷我肯定对的，肯定站在我们这边，不管领土按照道理讲是不是我的，这就是我的。这种心态、这种逻辑不太好，不能因为涉及利益就不讲是非，我在这点上不是很同意国际政治丛林时代，完全是权力的较量，有些问题还是有是非、有规则的，我们作为大国应该尊重这套规则。可以看得出我们国家拿出有些道理其实站不住脚。比如历史上的归属，这本身比较含糊，我们也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概念中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即便历史有什么定论，历史也不能决定一切，不能说这个地方以前是你的，所以现在还是你的。照理说越南以前也是我们的，越南有个皇帝，原来是唐代的州官。你现在向越南要领土行吗？历史不能决定一切，究竟什么是决定领土边界的标准？中国真正做负责任的大国，还是要尊重国际规则，如果国际规则比较明确告诉我们权属属于谁的，无论结论和我们利益符合还是相悖都应该服从。
当然有一些前提，要考虑国际规则由这些列强制定的，对于中国、弱国、发展中国家不太有利。前提必然是公正的，至少没有在表面上歧视中国，没有在表面上体现明显的不平等，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按照国际法、海洋法来处理问题。包括在双方不能达成一致的时候，应该交给一个有公信力国际裁判机构做出最后的判断。当然这个前提也是国际裁判机构不是明显歧视我们的利益，它是以一种比较公正的方式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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