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随后与蒋介石见面，双方就此事讨论了四十分钟。
比较而言，司徒雷登更倾向于相信，中共军队此一行动或受命于延安，意图“引起舆论从而导致美国从该地撤出陆战队”。
而马歇尔则怀疑，这可能是延安近来激烈的反美广播影响到了下边，造成下边的军官们对美国驻军的敌视态度，从而引发了此一攻击行动。
参见《司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6年8月7日，肯尼斯？雷等编，尤存等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1日，参见《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576页。
不论二人的看法有怎样的不同，他们显然都认为这件事情的事实基本上是清楚的，即中共应当对此负责，并应作出相应的处置。
因此，虽然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美方委员30日即要求派执行小组前往冲突地点进行调查，马歇尔却并不认为有兴师动众、另搞调查的必要。在美国方面看来，只要向美方参战人员弄清楚当日冲突的具体经过就可以了。
马歇尔明确认为，美军的调查报告是公开的，四十多名官兵亲历此事，人人都可以被自由采访，造假是不可行的。动用军调部三方一起去调查，反而会因为国共对立而使问题复杂化。
因为中共一定会认为国民党代表是站在美国代表方面，从而引发无休止的争吵。《马歇尔与周恩来会谈纪录》，1946年8月3日；《周恩来关于马歇尔对小组至安平事甚踌躇致叶、李并中央电》，1946年8月4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75页注22甲。
实际上，马歇尔还另有隐忧。自1945年12月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来到中国后，他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成功地在1946年1月5日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令，在1月10日基本上实现了关内和平。
同时，他还成功推动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使国共两党及国内各党派代表得以齐聚一堂，达成了包括整军在内的五项和平协议。
就在中国将要走进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关口，国共两党四五月间在东北的武力争夺使和平进程陷入了严重危机。眼看战争与仇恨开始再度蔓延到关内来，美国政府却还在继续以武器和弹药供给国民党政府，这就让已经处境尴尬的马歇尔，调处工作更形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国民党方面，还是对共产党方面，他都必须尽量保持克制态度，以免美国的中立地位受到更严重的质疑，并形成新的刺激。
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放弃此前得来不易的种种政治进展，因此，对刚刚发生的李闻惨案7月11日、15日，国民党昆明军事当局指使部下接连以残暴手段暗杀了民盟重要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时称李闻惨案，他需要克制；对这次安平事件，他同样必须克制。
国民党方面最早对此事作出公开反应的是中央社，其30日即发电讯称：“美军卅一人廿九日午分乘卡车十一辆，沿平津公路赴平，途中行经杨村河西坞北大小沙河附近，突遭番号不明之共军三百余人袭击，美军中有伤亡。
我军事机关闻讯，已派队前往援救。”《平津公路上美军遭袭击》，《中央日报》，1946年7月30日，第1版。
蒋介石是在7月30日晚得到消息的，次日他即电告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和北平军调处执行委员郑介民，强调：“美国陆战队在平津道上被匪袭击，以致死伤多名。
此案事实真相应由行营根究彻究，从速处理，并切实保护平津公路与肃清其两侧之盗匪，以确保治安，勿得贻误。
对于美军死伤之官兵，务即代为抚慰，一面派员协同美军洽商处理善后办法，详报为要。”《蒋主席令李宗仁主任从速处理美军在平津道上被共军袭击事件电》，1946年7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1年，第201页。
郑介民当天即电告蒋称：“美陆战队约百名，分乘卡车十二辆及一指挥车，由津来平，行至安平镇（香河西南十公里）为共军伏击，美军即行自卫，战斗四小时，共军北窜。此役美军伤亡军官等三员，失踪三名，伤十一人，击毁卡车二辆。”
他并且弄清了中共伏击部队的番号，即五十三团。《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郑介民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遇袭情形电摘要》，1946年7月3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3页。
第二天，李宗仁也去电说明，只是所报美军死伤人数更符合美方公布的数字。《李宗仁主任呈蒋主席报告调查美军被共军袭击经过及善后处置电》，1946年8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202页。
当天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也电蒋说明情况，电文中除了具体说明“职闻讯后立饬我马头镇驻军一营出动支援，尚未到达，美车队已冲过，于当晚抵平”外，还告蒋：“已饬九二军于午卅抽派四个团向香河攻击搜索该区匪部外，并派副参谋长高松元、冀东五区专员黄任材、县长班长儒等驰往肇事地点，汇集证据。”
蒋对此批示：“此案应秉承李主任意旨，彻底查究，获得证据为要。”转见刘凤翰编著：《孙连仲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3年，第2859页。
中共与美军冲突起来，对蒋而言自然是求之不得。就在两周前，李闻惨案刚刚发生，在国内外激起极大的抗议浪潮，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一致向蒋表示“严重关切”，美驻昆明领事馆更直接出面保护在昆明的中国重要民主人士。
安平事件发生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当然会有幸灾乐祸之感。他在日记中不无庆幸地写道：昆明李闻暗杀案虽仍在处理中，然“同平津道上美军被共匪袭击之重要性比已渐减轻矣”《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8月3日条，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蒋介石半年来最为反感的就是美国政府的所谓“调处”。他再三告诫马歇尔中共奸诈横暴，对和平绝无诚意而徒欲利用美国而已，马歇尔却一直对调停国共抱以幻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3月1日、4月30日、5月7日、7月13日条，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如今，美国人终于得到了教训，但蒋却并不能马上从李闻案件中解脱出来。参见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第635―638页。
何况，6月26日空军第八飞行大队上尉飞行参谋刘善本等驾B-24轰炸机投奔延安，并带去一批无线电器材；8月2日空军司令周至柔未得蒋令竟擅自指挥空军对延安机场进行轰炸，更是闹得舆论沸沸扬扬，也让蒋介石颇感难堪。
蒋介石在日记中对此曾痛加责备，称其在这个时候实施报复，实属无知而专增困扰，可痛之至。《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8月7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面对这种情况，鉴于美国政府已将安平事件的处置权交予马歇尔，马歇尔不想事态扩大，也反对国民党利用此案大肆宣传。
因此，蒋也只好不动声色，并暗中提醒自己：“马既忍受，余亦不加问闻”，为的是不让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利用此案之意”。《蒋介石日记手稿》，1946年8月5日，见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档。
但是，蒋介石在安平事件上保持沉默，不等于国民党内的强硬派也会同一步调。
还在7月31日，《中央日报》就公开刊出社论，声称：“今春以来，射击美机美舰拘留美人袭击少数美军之事已报不绝书”，如今，共军更开始大规模袭击美军，当不难了解中共反美情绪已经高涨到了何种程度。
此一事件的本质，“是共产党与美国的冲突，也是共产党已经决定不尊重马歇尔的调处发动全面叛变的象征”。《小沙河事件的本质》，《中央日报》，1946年7月31日，第2版。
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也在8月1日公开发表讲话，声言：“共军在平津路上对美国海军陆战队之突袭，在此和平商谈声中不异为一严重之挑衅。”《平郊美军被袭事件中美双方均极重视》，《中央日报》，1946年8月2日，第1版。
到8月3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已作出明确分析，指称“共军袭击美陆战队含有险恶政治阴谋”。称各方一致意见是：
“共军之动机与目的，主要的为利用美国社会尊重民意之习惯，以制死在华美军之生命，惹起轩然大波，激起美国舆论要求撤退美在华驻军，并停止对国民政府之援助。而其幕后之国际关系，即可造成独霸远东，控制世界之局面。”《共军袭击美陆战队含有险恶政治阴谋》，《中央日报》，1946年8月3日，第1版。
同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公开发表调查报告，宣布说：战区副参谋长高松元携同第五区专员黄任材和香河县县长班长儒等，于8月2日晨开始在事发地点实地向附近驻军和当地乡民多方调查，证实：
（1）伏击地点为通县、武清、香河三县交界之处，公路两侧掘有深沟，两边田里植有甚高之玉米，适于隐蔽。
（2）当地大小沙河6月2日前曾有香河镇警一中队驻扎，因调防至马头镇西南三华里之石槽驻防，该地未再驻有政府武力。
（3）当地乡民此前经常看到美军车辆经过，从未发生事故。最近有共军第五三团李敏溪部数百人开始出没于附近村落。
7月25日刚刚召集乡民举行过反美运动大会，27日至28日已发现有封锁交通的活动，29日上午七时许即在平津公路上用破牛车设置障碍，并派兵埋伏于公路两侧。美车队到达时，即发生枪战。《十一战区发表美军被袭经过》，《中央日报》，1946年8月4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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