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想象：庞大精良的制作团队——现实：寥寥数人的草台班子
刚入行时，我想象张艺谋拥有一个庞大而精良的制作团队。我想象工作地点将位居金融要地，或者隐身公园某个花木扶疏的深处，我想象办公区域辽阔，阳光穿过落地玻璃，照耀着那些衣装讲究的精英和办公桌上铃声此起彼伏的电话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象有多么平庸。当时张艺谋的主要精力用于筹备2008年奥运会开闭幕式，除了《金陵十三钗》的剧本操作，电影方面基本停顿。剧组只在拍摄期间人头攒动，一旦关机，鸟兽猢狲散。张艺谋算是单枪匹马进驻奥运会导演组，工作室剩下维护运营的，只有三人：助理庞丽薇、司机小侯和我。庞丽薇身兼数职，如果我要报销票据，她立即变身为会计兼出纳。哪里有什么精兵强将组成的豪华制作班底？落差如此之大，我想象的国际团队沦为现实中的草台班子。
更让我惊讶的是，当时张艺谋连个正式的办公地点也没有。从2006年10月我第一次见到张艺谋，到2008年底我们搬入珠江帝景的两居室之前，我们的开会地点几乎都在东三环京瑞酒店的咖啡厅。
白天分身乏术，酒店也人来人往，我们谈剧本的时候，一般都安排在张艺谋从奥组委结束工作的晚八点以后。若干次是从晚十点钟才开始，好在咖啡厅从来没有轰过，我们和编剧坐在光线不算明朗的角落里，像几个落魄的密谋者。
点一壶菊花茶，边喝边聊，最后都是由张艺谋结账。看着张艺谋掏钱买单，我有点不适应，我以为他们这种人都由别人代劳才能体现身份呢。几次过后，我才明白，自己正是那种应该买单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袖手旁观等着被邀请的客人。
那么，进入奥组委之前，张艺谋在何处办公呢？2007年上半年，有一次庞丽薇把我带到北京三环路边的一个住宅小区：华辉苑。这个两居室位于三层，楼道有点黑，我绝对想不到这就是张艺谋的大本营。
别幻想什么设计独特的LOGO，就是再普通不过的暗绿色老款的防盗门，上面什么标志也没有，有几封信件或通知什么的，夹在门隙之间。当时房屋已处于等待转卖期间，文件都装在大大小小的纸箱里。
两居室里布置得毫无情调，一点没有审美设计，倒是有种奇怪的既整齐又潦草的印象。我没见到什么现代化的办公设备，不精简、不繁复，一切，只是平庸。我看到了张艺谋的办公桌——如果它可以被称为办公桌的话。那是一张暗绿面的乒乓球台，已经被整齐码放、高高堆起的文件占据了半壁江山。庞丽薇说，很久以来，他们就是在这张乒乓球桌上讨论剧本。打印剧本，张艺谋包括其他工作人员，几个脑袋一起凑到笔记本电脑小小的屏幕前进行修改。
华辉苑小区门口的道路并不宽敞，好在走不远就到三环。那时没什么随行人员，结束工作经常已是半夜两三点，得由张艺谋开车把庞丽薇送到三环边打车。张艺谋在后面打开大灯，照着出租车，看着庞丽薇上出租车，算是对她的保护，免遭夜行不测——这样，司机会以为有人跟着，还记下了车牌。
这套房子是由张艺谋交的首付，按月还贷。我来到时，华辉苑正准备出手卖掉，所以张艺谋讨论剧本时得找“外景地”。我没有在那张乒乓球台上工作过，华辉苑的这个两居室于2007年下半年就转变了，剩下的贷款由买方接收并续还。
奥运会结束之后，很快就要拍《三枪拍案惊奇》。这是由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改编的，直接买过版权，操作过程会很快。剧组人员将陆陆续续进入，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散兵游勇地打游击，得找个办公的地方。庞丽薇飞快地在东四环附近的珠江帝景租了房子，同样是两室两厅一卫，只比过去的华辉苑宽敞一些。
有次庞丽薇停车，车场的保安和她聊天，告诉她一个情报：“知道吗？张艺谋的工作室就在咱们小区。”庞丽薇装傻：“是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呢？”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一屋子人挤在狭小的客厅——门响。有个岁数不详的中年人找过来，我们怀疑是前来要戏的女演员，她问：“听说这是张艺谋的工作室，他在吗？”入户门的位置正对厕所门，好在两者之间还有一道隔门。听到问话，开门的助手晓晖马上反应过来：“张艺谋？不，他怎么会住这儿呢？”与此同时，另一个工作人员迅速地关上隔断的那道门，把正从厕所里往外走的张艺谋堵到里屋，免得被迎面揭穿谎言。
在这儿向那位不知其名的“女演员”道歉，为了维护工作室的正常运转秩序，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我猜，也许她当场就明白了，一屋子年轻人，既不在办公、又不在PARTY的场景太奇怪了。业内人士，可以迅速嗅出其中的剧组味儿。
五、想象：雷厉风行的果敢导演——现实：情绪化的管理白痴
一个据说很准的伪科学实验：竖起大拇指，尽量向后扳，第一横纹上面的指端部分向后弯曲的幅度越大，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越强。我试了试：笔直，自己不是个随机应变的灵活之辈，我的轴，我的较真和僵化，从身体功能性看属先天性的。对比之下，张艺谋拇指上端的弯曲弧度很大，似乎也佐明实验的准确性。但我觉得，张艺谋有个短板，他从来没有得到出色调整，一直是他的障碍：他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
张艺谋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他自己不想干的事，尤其那种缺乏创造力的杂务，他反感和排斥，一听就烦，最好不要扰乱他的视听。除了对待电影他事无巨细，剩下的，张艺谋希望交由别人代管——从类型上，他确实需要一个“张伟平”这样全面接管的操盘手。张艺谋甚至没有留意其中渐生的危险，被管得越来越多，他的自由也会陷入被管的危机。也许，这是一个不愿全面管理自己的人所付出的代价。
张艺谋的角色是创作者，他的热情和能量集中在那个领域，完全不是工商管理学精英的料儿。他不擅长制定奖罚分明的劳动制度，情绪化代替理性。有一次集中看片，到了约定时间，剪辑师迟到了。张艺谋责问：“是谁通知的剪辑师？”是小助理通知的，并已和剪辑师反复确认，这里没有通知者的任何过错。然而，剪辑师的电话无法接通，粗剪片由她一人保管和开启，她不到，一屋子人就得活活等着。张艺谋急得没有理性的时候，糊里糊涂觉得：应该严重批评小助理。幸亏被在场者的提示和反对，他才恍然大悟般，惩罚只应针对迟到者，其他人无责。
张艺谋很少表扬下属，最早认识他的时候，我认定这是一种掌权者的积习，后来发现，这也是严格要求所致。张艺谋认为，把工作做好是天经地义的本分，一旦没做好事情，被批评同样理所应当。张艺谋说：“如果达不到要求，我不会违心地表扬，哪怕出于礼貌的敷衍也做不到。我明白，作为导演，应该及时给予鼓励，这是职业需要。可我不行，这是缺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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