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想象：农民出身——现实：临潼大户
关于张艺谋的“吝啬”，著名例证是拍《英雄》那场张曼玉和章子怡的打戏，需要大量树叶。张艺谋嘱咐制片主任，必须细化树叶的品质，吹到脸上和身上的树叶是不同的——吹到脸上的含沙要少，以免对演员造成干扰和伤害；吹到身上的含沙可以多些，因等级相对低下，价格应该便宜。
之所以如此，因为张艺谋对投资人负责任。他不是那种强调个人艺术风格而枉顾他人利益的创作者，不想让自己的艺术探索给投资方带来经济上的困扰，那样他会心有不安。他觉得让那些信任自己的投资商有所回报，天经地义，至少别让人家赔钱。所以，他会仔细，尽量不造成浪费，他不喜欢随意挥霍。张艺谋会要求制片主任不乱花、不胡花，不当冤大头。
不过，张艺谋不是会计型人才，他对于财富数字的运算能力并不出色，甚至谈不上敏感，有时它们只是一些混沌的阿拉伯符号而已。我戏言，有种人是“硬币型吝啬鬼”，他可能心疼几百块钱，但对几百万无动于衷——因为前者和他曾经体验的困窘有关，后者因纸上谈兵而形同虚设。
有些人据此称之为“农民作风”。说张艺谋是“农民”，其实是以讹传讹。作为中国第一位A级国际电影节的影帝，他在《老井》中饰演的孙旺泉实在精湛，令人信服，觉得这就是一个“农民”的本色表演。加之张艺谋早期电影中，许多都是镜头对准乡村，人物造型也土，许多人便深化了对他的农民印象。张艺谋只在1968 年到1971年间，在离家不远的北倪村插队三年。短暂的下乡经历，被当作他一生的形象标签。若论真正的出身，张艺谋可离“农民”太远了。
张艺谋的爷爷当年是临潼大户，家宅比乔家院子还大。爷爷毕业于老燕京大学，后来到陕西柞水县当县长。当地匪患严重，政府缺乏财力对抗，爷爷从自家拿出大洋买枪，组织县里的剿匪队。结果出师不利，还没行动，武器倒先让土匪没收，理想以彻底失败告终。张艺谋概括：“这正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假私济公的慷慨，带来的悲剧不仅如此。竟有能力以自家财力购买枪械——张艺谋的爷爷由此暴露了殷实家底，由此被土匪追杀。逃回临潼的爷爷，被土匪围困，又没有及时交上赎金，以至被土匪火烧了院子。家境从此败落，树倒猢狲散。捡回条命的爷爷带着家眷，隐姓埋名到西安开药铺为生。
这位失意的“秀才”，认识到乱世中，家里必须有拿枪的人才能自我捍卫，于是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黄埔军校。
大伯是黄埔九期，1948年全家去了台湾，直到1981年才和家里重新取得联系。取得联系的方式，是一张从台湾托人带到美国、然后辗转带回内地的一张六寸全家福照片，背后在每个人的位置，标注着“长子某某、长媳某某”。张艺谋91岁高龄的奶奶，在灯下抚摸着照片上这些陌生的亲人，一遍又一遍，边看边落泪。等到1987年大伯回到西安，亲人之间已是界隔阴阳，奶奶已带着沉淀40年的思念走了。他们母子自1948年一别后，此生再也没有见过面。
张艺谋的二伯是黄埔15期，当年属胡宗南部下，曾接受策反，准备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投奔延安。没想到遭到出卖，最后在1949年国民党军队大乱之际，被处以枪决。这是同为黄埔军校学员的张艺谋的父亲，经过调查，综合一系列线索得出来的结论。有太多的历史细节，就是陪葬于时间的深处，永无昭日的一天。张艺谋本人很遗憾，在父亲生前的时间里，自己忙于工作，忽略与本不擅言谈的父亲之间的交流，家族里的许多往事，到如今都已成无法考据的尘封往事。
言归正传，父亲那辈的哥儿仨，都是黄埔军校的国民党军官；张艺谋的母亲是皮肤科大夫，所以怎么溯源，张艺谋也实在不能说是“农民出身”。张艺谋有着老式手艺人那种本分，加重大众和媒体对他“农民身份”的误读。
三、想象：沉默寡言的西北汉子——现实：话唠到把人聊睡着
合作数年期间，我从没见张艺谋打过一个哈欠，他好像天生就没有那个功能，至多只是几十个小时没有睡眠过后，眼睛里有点小血丝。史泰龙不会笑，张艺谋不会打哈欠，事实上，在工作两年以后我就开始秘密等待那个神奇的瞬间，有一种越来越重的好奇心，甚至带有恶作剧般的期待，但我的希望日渐渺茫，比守株待兔还难，我像等着一只落在极地上的孔雀开屏。只有一次短暂的瞬间，张艺谋困得热泪盈眶，令我一阵窃喜结果，我依然失望，没有等到那个历史时刻，他像鱼一样不停开合的嘴并没有像被口腔医生检查喉咙一样张大到鳄鱼的程度。
我熬得脱形，白发频生，再看他老人家神采奕奕，不禁半是谄媚半是抱怨地说：“难道您就不需要休息吗？别人可不能像你似的，奔驰只烧奥拓的油量。”他点头：“是啊，他们都说我体能超强。不过最近还是有点疲惫，是不是看着跟野狼似的？”当时我困得眼花，看他凸颧骨、深眼眶、两颊对称下陷，我心里哀叹一声：没人说过你长得像骆驼吗？怪不得，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
据说，张艺谋打出道就以此著称。拍摄电影《活着》的时候，张艺谋边拍摄边改剧本。每天结束拍摄后，把主创集中到一起，讨论接下去的剧本内容和表演方式。熬到最后，人声渐息，编剧芦苇像木偶一样僵住，全身只有两个手指头活动，用于控制录音机的按键，把张艺谋的想法先录下来，等思维复苏时再领会精神。主演葛优半梦半醒，他的脸上用打开的剧本盖住，从剧本下偶尔发出一两声鼻音儿，剧本封面赫然上书两个斗大的黑体字：活着。张艺谋不挑人，谁睁着眼睛谁倒霉，被张艺谋逮住就往死里谈，直到对方失神、呆滞的眼睛终于闭上。张艺谋就在旁边等着，他的眼睛跟探照灯似的来回扫射，看谁把眼睛重新睁开——谁敢把眼睛睁开，他就接着跟谁练。
作家毕飞宇曾跟我说，当年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当编剧，张艺谋这个可怕的习惯，令人丧胆。剧组人员远远见到张艺谋，望风而逃。有时，毕飞宇实在困得不行，只好逃回宾馆自己的床上，张艺谋追杀而来。尽管毕飞宇半躺半坐、半死不活地赖在自己的床上，张艺谋依旧不肯放过，围着毕飞宇的床打转，跟他商量这样那样的情节，活像牧师围绕弥留者的床。终于，把毕飞宇熬得活活昏死过去，张艺谋才怅然若失地离开他的房间。
电影拍摄期间，张艺谋的小宇宙爆发起来更为可怕。他白天拍摄镜头，晚上完成剪辑，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数月如此。所以，他的电影关机不久就能完成粗剪。
对于张艺谋来说，工作不是惩罚，是他持续的沉迷。我怀疑，张艺谋若是被俘，严刑拷打不管用，铁嘴钢牙，不招！只要把张艺谋捆到椅子上什么都不让他做，熬不了多久，他就屈服了。著名影人史航感慨过张艺谋这种人，说他：“唯有在工作中如鱼得水，让张艺谋休假？唉，那就相当于把鱼捆到沙滩椅上，让它晒晒太阳、休息休息一样。”
张艺谋自述：“我们这一代人受的教育，不会善待自己。回想我的经历，一步一步碰上好机会，可比我有才的多得是！假如我还在浪费时间、虚度光阴，说不过去。”
他不浪费时间的手段，太逗了。很多人把手表调快几分钟，免于误事；张艺谋也习惯如此，他很少迟到，即使遇到特殊情况被迫晚到，他也会打电话通知。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吃饭，陈婷突然问张艺谋：“你的表怎么了，现在到底几点？”不是手表的毛病，张艺谋这个乐于给自己上弦的人，越上越紧，他竟然把表调快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不禁讽刺地想：真够国际范儿的，分分秒秒，生活在时差里。在我们的批评里，张艺谋恋恋不舍地把指针调回去，还是比标准时间快了10分钟。说起来，陈婷是整个工作室的大恩人，她有时会拉张艺谋去度假——对我们来说，无异于解放的通知。张艺谋的家庭对外公开以后，他们的日子明亮了，我们的节日也比原来多了。
张艺谋对“机会”也有着自己的理解：“你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机会，没有人能长一双慧眼，看到机会的来临。你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准备，往往是准备之后你做了临时性的选择、不知深浅的决定，正是这些准备，让你的各种选择和决定改变了命运。等你若干年回过头看，你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次抓住的就是机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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