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倪萍想哭，杨亚洲要她笑。有影评认为，在杨亚洲压抑、沉默的镜头里，倪萍多了悲悯和柔情，不再只是哭泣式的煽情。
一位电视策划人曾告诉何东，倪萍真正该去做的节目最好跟最基层的老百姓沾边。何东觉得这个判断太对了，“倪萍早年那种本能、熟悉的人生底层把式在《泥鳅也是鱼》中被完全抡开。”
第30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倪萍凭《雪花那个飘》获最佳女主角奖，穿一袭黑色长裙缓缓上台，评委瞪大眼睛，这演员还是职业的？不应该就是个农民吗？
日常她就擅长跟底层的人打成一片。“看，中午这饺子用的就是菜市场阿姨给送的，家乡磨的花生油。怎么说她都不要钱。”
一次央视内部举办六一晚会，倪萍带上了《美丽的大脚》里一群当地小演员。节目开始，这些孩子挤成一小垛坐在前排，忽然一孩子哭了，跟着所有孩子哭了。一个高大的影子快速闪过，伸出两只大长手，从后头抱住他们。“倪萍当时，就像一只母鸡护着一群小鸡。唉，我也特难受。她真的会为草根动心。”敬一丹的大眼睛红了。
倪萍会给戏带来点子。比如《大浴女》里追求自我、发生婚外恋的章妩，“特别怪”，她在戏里养花，“让角色落地”。
纪念 “5.12”地震一周年的《大太阳》有场戏，倪萍演的银杏要从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人手里抢回奶娃子，有一句词是“家在汶川，根在中国”，“一农村妇女，怎么像个新闻发言人呢，太不真实了”，她演不出来，加了一句，“你把这个孩子领走，日后这个孩子是奶奶的腿、奶奶的眼睛……”
拍戏的倪萍有狠劲。在大西北拍《雪花那个飘》，零下十几度，有个镜头要她走进冰河，怕剧组几十号人冻着，什么保暖措施也没做，她咚一声往下跳。遭罪的是身体，她在剧组曾经跑第一，如今只能跑最后了。
杨亚洲清楚，重复是演员一大禁忌，但他和倪萍就爱“积极向上”的角色，“太黑暗对社会没用”。从下岗的母亲到智障儿童的母亲，再到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倪萍给观众留下“苦难母亲”的记忆。
电影不卖座是现实，她知道原因之一就是“太传统”。再有人找倪萍演戏，她问，还有更苦的吗？观众烦了，她自己也烦了。她也想演演“坏人”，但没人信。
水门口的童年
谈抽象道理时，倪萍很容易嘴皮一转，说起食物和大自然。山东荣成水门口村的童年，是她最大的记忆库。这段遥远又短暂的岁月像一股强大的人生暗流，形塑她平民化的主持风格，也激发她扮演底层人的热忱和熟稔。
被姥姥从青岛抱回时，倪萍不到两岁，严重营养不良。吃完姥姥借来的鸡蛋，倪萍才会笑。姥姥是典型为“人家”活着的中国农村妇女。小儿子26岁那年为救战友牺牲了，姥姥说，“当兵的就是这个命，国家使完了咱再使。”姥姥就是妈。
担心父母离异的倪萍缺乏爱，舅舅们当起“父亲”。一年春节，大舅给了她4只钱包，缘由是她同学有两个。一到夏天她就在舅老爷的瓜地里混，盖几片瓜叶子，啃饱了瓜睡，醒来继续啃。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她的肚子一点没亏着。
水门口相亲相爱、平和喜乐的大家族，也在她的神经里烙下对自由、生命力和美的敏感。她像海绵一样吸收姥姥的“言传身教”。
姥姥家没太多规矩。老房子墙根前长了一摊小草，姥姥不舍得拔，小草乍然开了小白花，姥姥说，“那是你昨晚放了一个屁崩开的吧。”谈话也没什么避讳，3岁她就在饭桌上大声说，“姥姥和姥爷睡了觉，嘀里嘟噜生了我妈……”
她在姥姥家灶台上用树枝子涂下第一幅画，一只小鸡。她画姥姥的大辫子，从门口画到院子里，鸡鸭从“辫子”上走过，姥姥给轰走，“别踩着我的辫子，生疼！”姥姥捧她捧上天，使得她从小就特自信。“我就是个天才啊。”她画画没有老师，原则是姥姥教的——“得有生命。”要画个没神采的鸡鸭鹅，姥姥会说，怎么都吃药了啊。
戏台上的戏倪萍听一遍就跟着哼，一首吕剧《王定保借当》谁让唱她都唱。“如此‘不要脸’，这女娃会不会成‘戏子’啊？”姥姥的担心后来成了真。
小学，她离别姥姥，回到青岛的母亲身边。唯恐严苛的母亲不满意，她拼命学习。母亲重男轻女，哥哥吃煎鸡蛋，倪萍吃煎蛋油锅煮的白菜。肥皂块妹妹用小的，哥哥用大的。母亲清冷，她孤独，姥姥告诉她，要隐忍。
对父亲她多少有距离，母亲口中的父亲是“坏人”，姥姥描绘的父亲则正直、善良。她信姥姥。只不过，直到父亲离世，她也叫不出一声“爸爸”。
1976年，她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被山东艺术学院录取。出发去济南前，她见母亲天天蹲在鸡笼前看鸡，背影凄楚。揣着哄妈妈的心，倪萍跑去把原来跟父亲的刘姓改成母姓“倪”。
10年后，她经历了人生第三次离别。在济南，她有了第一次发生猝变的婚姻，濒临干枯的她，赶上一趟开往北京的列车。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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