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平而论，中方能够使谈判达成这样一种结果，已可算竭 尽全力。当日之形势，库伦军队频频侵袭内蒙、其军械装备得沙俄资助，北洋军与之在热河、察哈尔等地屡次交战，互有胜负，有沙俄阻扰，武力收复已不可能;俄 国又与日本订立有划分蒙古势力范围的密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关于蒙藏问题的谅解，国际环境也极端不利于中国。但这种困境，在当日并不能为一般民众及政治党派 所谅解。谈判初期，几个主要党派中，国民党、统一党和共和党均主张稳健，赞成以谈判解决问题，唯力量不足只能自居于清高在野地位的民主党激烈攻击政府断送 蒙古，要求推翻内阁，改组政府，武力征蒙。但至1913年2月，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宋教仁有望组阁，遂一变之前支持当局的态度，转而激烈 抨击现内阁的外交政策，痛骂当局“今日外蒙将非我有，而政府犹日处歌舞太平之中”，当然，其如此这般“翻脸”，目的是为自己上台造势，宋教仁对此毫不掩 饰：“此次国民党大占优势，此为最可喜之现象，将来国会成立，国民党员必能占大多数无疑，扶危济倾，端在我党有志之士。”宋教仁在世之日，国民党尚仅仅攻 击当局的外交政策，宋遇刺后，国民党的言论愈趋激烈，不断大唱与国家实力严重不符的高调，谴责当局不能兴师北伐，实乃丧权辱国。此种激烈言论，又颇得一般 民众及舆论的欢心。为扭转舆论，以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进步党，不得不在其机关报上刊文劝告民众应该明白“今日之财力、兵力无可以开战之势”，不要“欲爱国 而反至于误国，欲保民而适以殃民”，并指责那些唱高调之人动机不纯，“明知其事之不可为，而必发峭激之论，以博一时庸俗人之称誉。”
中方内部因《中俄协约》草案的内容争议不休，直到7月 8日才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俄方却在11日宣布撕毁《中俄协约》。待袁世凯解决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9月份恢复谈判时，俄方提出的新方案已更加苛刻。 10月29日，《中俄声明文件》5款及附件《声明另件》达成，11月1日由袁世凯批准。据《中俄声明文件》，中方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及自治范围，承诺不驻 军、不殖民、不另设行政官员，并接受俄国调处，承认俄蒙《商务专条》;俄方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并在《声明另件》中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 但库伦方面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屡次向俄国抗议称“蒙古政府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中俄两国政府使外蒙古屈从于中国宗主权之‘决定’”，表示决不放弃统一内外蒙 古的建国理想，坚持独立决不加入民国，并为此在国际上积极活动。不过在俄国的卢布和军火面前，库伦方面最终再次选择了屈服。1915年6月7日，《中俄蒙 协约》22条在恰克图达成，《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中国勉强 保住了法律意义上对外蒙古的主权，俄国则如愿以偿将外蒙变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北洋政客高喊武力收复却无人行动，导致蒙古在苏俄扶植下独立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历任执政者，如段祺瑞、冯国 璋、徐世昌、曹锟等，基本上都主张以武力解决蒙古问题。但这种高调背后，并无解决蒙古问题的诚意。其影响最大者，当属徐世昌。徐出于政治目的，设置西北筹 边公署，以皖系大将徐树铮为筹边使，将其从北京支往外蒙。此前，主持外蒙事务的陈毅正利用蒙古王公贵族和喇嘛之间的矛盾，争取取消外蒙自治。1919年 10月徐树铮率军到外蒙后，认为蒙古已属皖系地盘，取消外蒙自治是中俄实力的较量，如今俄国发生革命，尚无统一政府，正是以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好时机。徐 树铮武力取消外蒙自治的举动，得到了皖系首领段祺瑞的支持，徐世昌更发表大总统令，称外蒙系“自愿”取消自治，以掩盖武力强迫的事实。此举极大地增加了外 蒙权贵对民国政府的离心力，而徐树铮及皖系忙于国内政治斗争，又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巩固对外蒙的统治，其结果可想而知。稍后，外蒙出现由苏俄支持的革 命武装;白俄溃军也在日军支持下，打着恢复蒙古独立的旗号逼近库伦，并获得了失势王公贵族们的支持，1921年2月，中国守军溃败，撤出库伦;3月，白俄 军队成立“外蒙独立政府”。
“外蒙独立政府”的成立，使蒙古问题更加复杂化。中国 与苏俄均不承认该政府，中方认为消灭白俄武装即可取消蒙古独立，此系中国内政，他国不得干预;苏俄则认为白俄武装盘踞外蒙是个祸患，必须尽快清除，且有必 要扶植一个亲苏而非亲日的蒙古政权。缘此，苏俄屡次致函北洋政府，要求出兵外蒙剿灭白匪，且承诺“不受报酬，并不生条约关系，事必完全退出蒙境，不留一 兵”，但北洋政府始终未曾应允。之所以不允，除事关领土主权外，北洋军阀内部争唱高调，以资内斗，更是主要原因。1921年5月，张作霖、曹锟、王占元等 在天津商议对蒙政策，张作霖保荐张勋负责征蒙，曹、王等不置可否;待张作霖改变主意要用他人，曹、王等人反又一致推荐张勋;当天津会议决定征蒙由政府负担 经费，曹、王等人又抢着表示愿意出兵;最后几经妥协，终由张作霖就任蒙疆经略使;张作霖走马上任后，却又只顾着向中央索饷，迟迟不愿出兵。直奉两系为此大 打口水仗，张作霖辩解自己不征蒙是中央不给饷款，直系则指责张作霖拿了巨款不出兵是民族罪人。直到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未向外蒙派出一兵一卒。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7月，苏俄红军已进 占库伦，稍后又进占唐努乌梁海。由苏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也随之成立。9月14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 明，不再承认中国的总主权”。10月18日，齐切林给列宁写信说：“‘蒙古革命政府’是我们手中的一张王牌。它的成立彻底粉碎了日本建立从太平洋到里海的 反革命战线的计划，由于有了友好的蒙古的遮挡，我国相当长的一段边界线变得十分安全了”。11月5日，苏俄政府与“蒙古人民革命政府”签订条约，正式承认 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十月革命后俄国内乱，本是是中国强化、收复外蒙主权的良机，但军阀们忙于内斗，口号喊得天响，却毫无行动，终致坐失良机，反倒让苏 俄扶植外蒙实现了事实上的独立。
苏俄玩两面手法，既承认中国对外蒙的主权，又扶植外蒙独立
1923年，苏俄政府派加拉罕来华谈判中苏建交，蒙古 问题成为谈判的一大关键。虽然加拉罕在各种场合不断申明苏俄对外蒙没有占据之心，称“赤军出动外蒙之目的，非在侵占领地，实因驱逐白党之不得已行动”， “设中国能充分保守，不令白党进入外蒙、胁迫赤塔，赤军自无久驻之必要”，但双方最终还是在外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方要求俄军于六个月内撤离，废弃 俄蒙之间的协约;俄方则只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领土主权及苏军撤离，但拒绝规定撤军时间与步骤。1924年1月17日，加拉罕甚至就蒙古问题在给中国谈判代 表团团长王正廷的信函中发出了武力威胁：“倘若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再出现白匪，而中国政府仍予庇护，或不顾我国请求，不想或没有能力消灭白匪，则苏维埃政 府将如同1921年在蒙古那样，只得借助红军采取必要措施，以保卫自己的安全。我们以极其艰苦的斗争所获得的自由及安全，绝不容许再遭受任何危害。”
最终达成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由外交总长顾维钧 与加拉罕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关于外蒙问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政府声明，一俟有 关撤退苏联政府驻外蒙军队之问题，即撤兵期限及彼此边界安宁办法，在本协定第二条所定会议中商定，即将苏联政府一切军队由外蒙尽数撤退”。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