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就是个骗子?他压根儿就没到过中国(组图)

　　推测不能推翻成说，更不能立说

　　当然“疑马派”会说，这是《马可波罗行纪》在传抄的过程中添加进去的内容。但问题是，波斯语史料《史集》中只提到了火者一人的名字。而在马可波罗之后来华的欧洲人居然会去读《经世大典》，并将其中的内容抄进马可波罗的书里，这种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吧。要证明这一点，需要确凿的证据。

　　最初质疑马可波罗中国之行的傅海波也说：“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它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尽管“疑马派”推测马可波罗关于中国的种种精确描述是来自某本旅行手册。但他们迄今未能找到马可波罗据以“创作”自己故事的那本旅行手册。

　　与此恰可成为对照的，是1997年英国学者大卫·赛尔本宣称他发现了一部比马可波罗更早来到中国的犹太人雅各的游记的手稿。赛尔本将之翻译成英文并命名为《光明之城》（1999年，该书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此书经专家鉴定是一本伪书。其中一条证据就是书中雅各对中国城市里的长老会议发表的一段演讲，居然和赛尔本自己的书《责任原理》中的内容一样。

　　对此，赛尔本解释说，是他参考了雅各的“思想材料”。但他在1994年出版的《责任与原理》中对雅各只字未提（详情可参吴芳思著，姚大力译：《订疑录》,收入姚大力前揭书，页116-117）。

　　伪书《光明之城》。读者诸君如果在旧书摊上看到，“呵呵”而过可矣。

　　对于重举证的历史学研究来说，推测是不能立说，更不能以此推翻成说的。你说他抄，得像证明《光明之城》是伪书那样，指出他抄的是哪本书才行啊。

　　然而，“历史没有真相”

　　前文说吴芳思女士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因她于1970年代在北京大学留学，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北大的荣新江先生提到她任职大英图书馆时曾给许多中国人提供了无偿的帮助。中山大学的林悟殊教授也说她简直就是“活雷锋”。

　　吴女士撰写此书，并非是要抹黑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友好使者，而是理性、客观的学术探讨。杨志玖先生与她的PK也是“君子和而不同”的论道之争。

　　2008年南开大学召开“马可波罗研究与13世纪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时，杨先生还邀请吴芳思与会，双方的讨论纯粹是学术层面的，没有任何义气之争。

　　吴、杨二位所争者，是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问题。对于厘清史实而言，自有其学术价值。

　　如果把视角放宽，看一看13世纪东西交流的宏大图景，除了《马可波罗行纪》，今天还留存了大量蒙元王朝与外部世界交流的记录。比如早于马可波罗20多年来到东方的鲁布鲁克就发现，在蒙古帝国的首都哈拉和林有一大批来自法国、英国、希腊、匈牙利等国的男男女女。

　　上文谈《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问题时也说过，书中的一些内容可能来自蒙元时代游历中国，但未在历史上留名的“牛可波罗”、“羊可波罗”、“喵可波罗”们的记录。

　　所以，少了一个马可波罗，丝毫无损于这幅图景的完整，而那个男人是不是叫马可波罗似乎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走笔至此，不禁想起目前正在网络热播的马未都先生的脱口秀《都嘟》的一句广告词：“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都嘟》第103、104两期，马爷就在解说这句广告词的背后的道理。

　　此话颇有见地，历史的真相的确难以100%地还原。有时故事的真假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故事，以及故事想要传达的道理。马可波罗的故事也是如此。

　　今天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的争论还在持续。但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可以知道，只有在一种开放、宽容的心态下，才有可能出现一个多种文化交相辉映的元代中国，扬州、杭州、泉州等才会因繁荣的中外交通和贸易成为远超当日巴黎的国际大都市。

　　马可波罗的故事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则是，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一大批前来中国的旅行者用他们的眼睛、嘴巴和笔描绘了一幅13世纪从宫廷到草野的中国画卷，其中有些笔触会改变，甚至颠覆我们以往对历史的认知（比如饮茶和缠足）。

　　这种由“他者的眼光”所呈现出来的一些片段，也许才是中国历史上某个层面的真实。而葛兆光先生提出的“从周边发现中国”，也正是以“他者的眼光”作为认识历史与当下中国的一个重要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