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叶笃庄一家合影。
关于“毛时代”
我有一本小书（《动荡的青春》），以两个在“毛时代”出生成长的女性口述历史的形式梳理那个年代。写这本书时，我带着一个问题，即关于“毛时代”是否只有政治运动史？只是政治迫害史？我提出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审视那个时代，比如从社会史和日常生活史。同时，我也对国人近代以来对自己历史的几次全盘否定深感惶惑。1949年以后，特别是在“极左思潮”肆虐时期，我们曾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帽子下一笔抹煞大批非共产党人对民族国家的贡献，以致今天中国史学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拨乱反正。我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国人对五六十年代共和国历史的认知又有类似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我们又面临新一轮历史失语的尴尬。我们是否可以不忙着“选边站”、贴政治标签，而采用“实证主义”的态度来研究那个时代方方面面的历史？比如妇女生活史、公共卫生史、公共教育史、科学技术史，等等，这样出来的会是复杂多面的历史图景，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单面。具体到叶家，可以通过笃正的经历来看中国的气象预报史和科学发展史，通过笃义的经历来看当年董必武领导下的法制委员会试图在法制建设上做些什么，甚至可以通过笃庄五十年代主编农业科技刊物的经历来看与民国时期相连续的专业化方面的努力。这些在周书中都没有涉及，反映出的是美国和中国学界共同存在的重政治史、轻其他的倾向。
周书在讲到五十年代叶家各个小家庭的家庭生活时，分有两个“模式”：“中共干部式”和“知识分子式”，贬前褒后，我家当然属于前者。这样来分有些简单化了。前一个模式的“样板”来自在西方拥有众多读者的张戎带点儿吹嘘的关于四川省委干部家庭生活的描述（见张著《鸿》）。我在自己的小书中对五十年代家庭生活的回忆，在一定意义上是针对张书的。
政治运动
讲叶家，不能不讲1949年后频繁的政治运动对这个家族的巨大冲击，这也是周书讲述“毛时代”的重点。五兄弟在当年社会中所处的位置，都不可能置身于政治运动之外，特别是笃义和笃庄，都在风口浪尖上。他们两人的厄运都自1957年始：笃义1957年成为莫须有的“章罗联盟”重要成员，连降数级，被打发去坐冷板凳；笃庄1958年被秘捕，先是蹲大狱，后在劳改农场就业，1979年春才返京，回到的是一个破碎的家，爱妻孙竦已患癌症去世。“文革”中笃义、笃庄曾因牵涉同案被关在秦城监狱。
1957年“鸣放”时，科学家叶笃正也“出洞”了，是本单位的党书记硬把他拽回去的，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文革”中笃正作为“美特”被单位关押。笃义、笃庄、笃正都曾背负“美特”罪名，这是那个年代诸多罪名中极为严重可怖的一种，带有冷战时代的特色。一家三兄弟同为“美特”是叶家人当年罹难的一个特点。到了“文革”中挨整被斗的，还有在辽宁省委宣传部任职的笃廉和在新华社国内部任职的笃成，他们均作为“黑帮”和“走资派”被揪出。
周书中有三处讲到政治运动中五兄弟之间的关系，三处都是负面的，给人以兄弟间避之惟恐不及，不联系，只求自保的印象。是这样吗？
我是有些不同的儿时记忆的。我记得五伯笃庄出事后，爸妈从未对我们说过要划清界限之类的话；还记得每次三姑（叶笃雅）来，大人们就关紧了门说话，我直觉又有五伯的消息了。最近听维建堂弟（七伯的儿子）说，他记得跟着家里的阿姨来我家取给在狱中的五伯的东西，一并送到三姑家。三表哥（三姑之子）说，通过三姑之手，诸兄弟（三、七、九）“多次”为五舅笃庄提供过钱和物品方面的帮助。维建还记得，1975年五伯被放出劳改农场时，九叔笃成来找父亲笃正，商量怎样给五伯的几个女儿做工作，让她们接受多年未见的父亲。后来证明，叔叔们的担心没有根据，孩子们主动与父亲取得了联系。
最近我的堂表兄弟姐妹回忆起不少当年政治运动中父辈之间关系的感人细节。我了解得越多，就越明白，更多的东西永远随着父辈走了。
满满姐姐记得，1957年父亲（笃义）被打成右派后，他和到京出差的六弟笃廉见面时的情景：两兄弟互相拍拍肩膀，轻轻地搂了搂。怡怡姐姐记得，1972年父亲笃义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七叔和九叔在第一时间前去看望。在狱中受了四年多委屈回到家里的笃义，在子女面前并未落泪，见到兄弟们，痛哭失声。
五兄弟中笃廉和笃成都是中共党员。在“亲不亲，阶级分”的年代，只讲党性，亲情和人性被踩到脚下，政治运动和政治标签将五兄弟分割在不同的、属于敌我的营垒。其中，因为我父亲人在北京，又因为他的工作内容包括党务，他的表现尤其值得注意。当时他做了一些什么？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作为女儿，也作为一个做历史的，我需要知道。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我认真翻阅了“文革”后退回的我父亲在“文革”中的大量检查和交待，其中涉及他和兄弟的关系，以及他对当年不停顿的政治运动（整人运动）的看法。我愿意在某一天将这些东西整理出来，让人们了解一个中共中层干部的内心纠结和想法。
叶家人在那些年所经历的，也是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经历的，其中有恐惧、惶惑、焦虑，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有违心之言、人格分裂；同时，也有在组织面前一套，在家人面前一套，有对亲人的担忧和惦念，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关切，有像做地下工作一样给受难的兄弟提供一点物质援助，而政治形势稍有转机时（转机是稍纵即逝的）就迫不及待地想要提供政治帮助。其中的一些做法，可以被视为“策略”, 比如身为家庭妇女、政治色彩最淡的三姐（我的三姑），成为在外面和在狱中的兄弟之间的联络人，孩子们的作用也不那么单纯。最终，兄弟们艰难地维系住了手足纽带，没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共党员笃廉和笃成经受住了考验。写到这里，我在心中为父亲流泪。
美国大学生不需要知道中国人经历的这些曲里拐弯、沟沟坎坎，他们也不会懂得。但中国人应该知道，应该懂得。叶家人的经历可以被当作关于那个时代政治生态和家庭史的一个案例。这里，有兄弟之间关系的被分割，也有他们对手足之情的勉力维系。前一个是被动的，后一个是主动的。在主体性已经被挤压到几乎是无的时候，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被坚守着。“文革”后，兄弟之间的关系不需修复，因为手足之情从未受到过真正的破坏。其中的底线在哪里？在每个兄弟的心中。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点何其不易！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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