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组图)

　　“一二·九”那代人

　　我的看法，五兄弟都属于广义上的“一二·九”那代人。近年来，我以南开中学1936班（我父亲的班级）为主轴，一步步地梳理那代人的思想脉络。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在南开校园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和“美国试验主义”的土壤环境中，在当时“白色恐怖”围追下中共自顾不暇、无心插柳的政治形势里，如何产生出一批左倾的青年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富家子弟。最近在媒体上听到“三十年代左倾时髦”的说法，让我反感。当年左倾，是要担风险，甚至要被杀头的，哪里像是今天这个“小时代”的人在赶时髦？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在迷茫、愤懑中为国家、为民族寻找出路。这里的关键词是“找”，是个主动词。同龄人抱团儿一起找，声气同求、相互启迪。这是有主体性的一代人，是个在相当程度上自发政治化、自觉政治化的一代人。他们都非常不满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同情劳苦大众，对中共由开始时视作“匪”到逐渐同情。周在书中讲到抗战前的校园和青年时，引用了美国学者易社强和叶文心的有关研究，我认为他 / 她们两位没有能够解释清楚那代人，我自己因为做了比较细致的梳理，这么说是有底气的。一二·九运动不是突然冒出来的，1933、1934、1935那几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到1935年底，地火喷出来了。平津地区处在对敌前沿，平津学生首先发出怒吼，顺理成章，如果不发声才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哀。

　　叶家五兄弟都在“找”，寻找的时间段有先后，强烈程度有不同，但都在找。五伯叶笃庄是兄弟中最先左倾的，对其他四个兄弟有深浅不同的影响。“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六（笃廉）、七（笃正）、九（笃成）积极投入，五伯在东京热心参与左翼活动，与中共在东京的地下党员取得联系，并讨论了在天津办书店事宜。他于1936年秋季休学一学期，回国办理此事。大学毕业后的三伯笃义在1936-1937年间有一次极好的留学机会。我父亲后来问他为何不去，他说学生都上街了，我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的国家。“一二·九”运动对三伯的感召之深，影响到他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说五兄弟都是广义上的“一二·九”人。

　　可以说，“南开五兄弟”的格局在1936年秋办天津知识书店时就开始形成了。为办书店，倡议人笃庄出资三千银元，其他四兄弟各出一千银元，都是从刚刚分家得到的钱里拿出来的，都不是小数目。此时笃义已有家累，但他也出钱了，并说，兄弟们都清楚书店有中共背景（由中共北方局领导）。在当时的时局下（西安事变尚未发生），五兄弟出资办有中共背景的书店是个可圈可点的举动，但周书对此着墨不多。办书店也是五兄弟和其他兄弟在政治上的一次分野。

　　1937年7月28日，日本飞机首次轰炸天津。最先被炸的是南开大学，日机一面扔炸弹，一面撒传单。大批的中国人不去抢看传单，却围在知识书店门前看书店停业告示，告示的最后一句话是：“别矣诸君，望珍重！”三伯说他参与了告示的拟定，而我认定这句话就是他写的。多年后三伯对当年的情景有个描述，读时我脑中浮现出一幅令人泪下的画面：头顶着狂轰滥炸的日机，天津民众与书店作别，也与和平作别。这幅画面一定长久地留在三伯心头。

　　叶方与学生救亡宣传团。

　　抗日战争

　　对抗日战争我需要做功课。周书认为战争导致兄弟们走上不同的道路，进入不同的政治阵营，并决定了他们在毛时代的政治处境。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些问题。战争爆发初期，五个兄弟都离开平津，都“在路上”，连已为人父的笃义也一度离家去了山东。六伯笃廉已于1936年春加入中共，“在路上”对其他兄弟意味着继续寻找政治归宿。1939年笃成也加入中共，而此前笃正已决定去昆明西南联大完成学业。笃义和笃庄的经历最有意思，值得细读，限于篇幅，在这里无法做到。周书对笃庄与中共关系的处理，有淡化倾向。笃庄确实最终离开八路军去了大后方，但他其实一直与中共有关系，包括加入民盟和与美国人打交道，中共人员都知情；他在重庆和人合开过一个贸易公司，实为中共的地下据点。战争初期笃义在天津“苦闷得很”，1938年初当他听说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与国共双方的地下工作人员都有联系，“怦然心动”，立即与张见面。两人谈到抗日前途时，笃义说非同中共合作不能坚持抗战。抗战期间，因与中共人员有关系，笃庄和笃义都有机会加入中共组织，但两人都表示不入，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愿失去个人自由；但同时，他们都与国民党没有关系，而这是一个明确的政治选择。后来两人都进入民盟，应该不是偶然的。

　　抗战时期的中国，还存在相对独立的政治空间，笃庄也可以一方面自认为是个“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则若即若离，过着颇为自由散漫，甚至一度颠沛流离的生活。民盟的历史是一部大书。在它最有可能成功立业的1946年，年轻资浅的笃义是个十分活跃的人物。此后一直到1949年，叶笃义始终参与民盟的核心事务，以至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注意到他，而并非如最近一篇文章所言，他仅仅是为民盟上层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当当翻译。要写在近代中国昙花一现的“第三方面”的历史，不能不看叶笃义的回忆。

　　1949年“改天换地”之际，叶家兄弟们没有一人去台湾，这并不奇怪。笃正在共和国成立后马上自美国返回中共建政的祖国，也是一个政治表态。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