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组图)

　　何来家族认同？

　　我们这个家族，从坤厚公算起，到我这一代，已经离开乡土一百多年了，是一个六代城市中等精英家族。在中国，六代城市的家族恐怕不是很多；在“大变局”的一百多年来，“君子之泽、六世未斩”，一直维系着中等精英社会政治地位的，恐怕也不是很多；而对我更加有意义的问题是，在二十世纪初以来中国的家庭作为“institution”（制度）受到解构和被重新定位的时代，在战争和社会政治革命频仍的局面下，在1950年代政治运动的不断冲击下，叶氏家族如何不但survive了——存活了下来，并且在进入1980年代后thrive——“发扬光大”了？正是进入1980年代（即“改革开放”时期）之后， “叶家人”这个词开始挂在父辈和我们这代人嘴边，表明清晰的家族认同的形成。一个家族的认同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地重塑，我关注的，是以我父辈一代人为主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成形的家族认同。该如何在二十世纪的背景下解释一个有着自觉家族意识的城市精英家族呢？

　　南开五兄弟

　　我的看法，人口众多的叶氏家族是以南开五兄弟为核心成员的，家族认同的基础是五兄弟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而他们互相认同的基础，又是建立在相近的理念之上的——进入“改革开放”年代后，五兄弟在价值观念、对社会政治等问题的看法上，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凝聚叶氏家族的，是五兄弟共同怀抱的理念，而并不仅仅是亲情。要理解这个家族，就需要理解五兄弟共通的精神世界，对此，我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愿意在这儿先把这个看法提出来。

　　这里出现了“南开五兄弟”的概念，这是与周先生按照出生顺序（birth order）来分组不同的。叶家兄弟姐妹众多，有兄弟八人、姐妹三人。人数一多就有了“分组”的必要，照周先生的分法，我三伯叶笃义在“长子”组里，与大伯和四伯在一起，周先生并引用西方有关理论，说明“长子”的特点。我的分法，是将在天津南开中学受到完整教育的五兄弟放在一组，其中包括叶笃义（兄弟中排三），笃庄（五），笃廉/叶方（六），笃正（七），和笃成/方实（九）。中学毕业后，五兄弟相继进入北平和日本东京的大学接受教育。1937年“七七”事变时，笃义已于1934年从燕京大学毕业，其他四兄弟仍为在校大学生。由于种种原因，五兄弟之外的其他兄弟（大、四、十二）并没有受到系统完整的现代中学和大学教育。

　　这两种不同的分法，反映了我和周先生对二十世纪社会家庭变迁及学校教育重要性的不同理解。我认为，到叶家兄弟逐渐长大成人、面临道路选择的1930年代，在家庭中出生的顺序已经不那么重要，而学校及社会的重要性则大大提高。特别是，1930-1931年间，叶家遭受重大家庭变故，家中三位长辈：祖母、父亲及一位母亲（笃义、笃廉、笃正、笃成四兄弟之母）相继去世，原有的长幼有序等级森严、似一自洽小社会的大家庭受到重创，开始走向解体；同时，自1931年“九一八”起，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1933年春长城抗战失利后，日寇对华北地区步步进逼，平津成为事实上的对敌前沿。

　　我七伯叶笃正和我父亲叶笃成于1930年秋同入天津南开初中。多年后我亲耳听七伯说，他上南开前只知有家，上了南开才知有国。我父亲也说过，他是上了南开后才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学校的教育和经历对我父辈由“家”（家庭成员）而“国”（国家一分子）身份认同的转换作用巨大。五兄弟相继经历了这一重要身份转换，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共同理念的基石。

　　此时的“国”，受欺侮、遭宰割。我父亲记得日本浪人光天化日下对着河北省政府撒尿，我与七伯笃正最后一次有质量的对话是在他去世前一年（2012年）夏季的某日，此时他已十分虚弱。说起来当年日本人在天津，他“太……太……”了几遍，说不出后面的词，我接下去说，“太坏了”， 这时七伯终于说出，“太欺负人了！”一位九十六岁的羸弱老人说出来的话比我要到位得多。

　　五兄弟的“民族主义”，是被欺凌民族的“民族主义”，不是用来欺负别人的。七伯晚年看到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入侵者扔石头，说“我们当年连石头都不能扔”。

　　富家子弟与“革命”

　　我五伯叶笃庄在兄弟中对这个家族琢磨最多。他曾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为什么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个家庭的孩子里，大（叶笃仁 / 刚侯）、十二（叶笃慎）与“革命”无关，四（叶笃信）同情革命，但未直接参与。五伯指的，就是“南开五兄弟”。按照今天“官二代”“富二代”的说法，叶家的这些子弟，算是“官五代”“富五代”了，他们为什么会“革命”？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在今天有些说不清、道不明，我在这里姑且将“革命”放在引号里，而不去下定义。我五伯理解的参加革命，并不是后来加入了中共的老六笃廉和老九笃成才算数的，他就自认为当年是革命的。无独有偶，若干年前，我亲耳听到七伯笃正也说自己是走上“革命道路”的，这让我有些惊讶，但这是科学家叶笃正的自我定位。而我三伯笃义，则在他的《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中，将自己称为“社会的革新者”。“革新”与“革命”虽有区别，也有重叠。也许，我们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可以有超越中共、更加宽泛包容的理解。叶家五兄弟在其中有各自的位置，这也应是他们日后在理念上互相认同的另一重要基石。

　　五伯曾说，众兄弟走上“革命”的道路，与母亲在家中的地位有直接关系。周书对这一重要看法似未加特别注意。五兄弟的母亲都是姨太太，在家中的地位处于“主”“仆”之间。虽然接二连三地生儿育女，但在“老太太”和“太太”面前，仍不免处处小心，忍气吞声。三伯笃义晚年说到母亲临终前为死后装殓事哀求太太时的情形，仍不禁老泪纵横。兄弟们说起天津叶家，都不约而同地用到“封建”一词，这表明的是一个批判的立场。五兄弟对家庭的感情是复杂的。

　　多年前，我曾听过七伯笃正和我父亲回忆他们儿时经历过的一件事：一天，六七岁的兄弟俩在家里的大门口外玩耍，迎面走来一对乞讨的祖父和孙女。看到两个小少爷，祖父低声下气地就要磕头，这时小女孩说：“甭磕头，磕响头他们也不给。”晚年兄弟俩分别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居然能一字不差地学女孩的话，对她的骨气赞叹不已。当时小兄弟们身上没有钱，看着老人和女孩空手而去。若干年前，已年届九十的七伯在一次访谈中，说这是他一生中感到歉疚的事情之一，并说如果那个女孩今天还活着，他愿向她当面道歉。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虽然出身富家，但叶家兄弟对当年社会的不公是有认识的。无论是作为“革命者”，还是“社会的革新者”在五兄弟的追求中，包括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诉求。在今天这个对贫富差距熟视无睹的冷漠社会，指出这一点是重要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