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家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组图)

　　叶方家合影。

　　改革开放

　　二十世纪最后的二十年对五兄弟非常重要，对叶氏家族非常重要。这一部分周书很简短，我想多说两句。

　　改革开放之初，兄弟们都已进入六十岁的年龄段，此后，每个兄弟都有二十年左右的有效时光，有的人长些，有的人短些，没有一个人闲着：三伯笃义，不但担负民盟的领导职务，写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留下无比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位老人的肺腑心声，还在他被中风击倒之前的一个月，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给统战部刘延东写信，说要牵头整理、编纂出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民主党派活动大事记”。三伯在信中说，“如能以身殉职，伏案而终，亦无悔矣。”但此愿未能遂，留下深深的遗憾。五伯笃庄在重见天日之后，终于在他去世之前两年的八十四岁看到浸透了他心血泪水的《达尔文进化论全集》出版；他生命的最后二十来年，用他自己的话讲， 是“焚膏油以继晷”，分秒必争、日以继夜地工作，人们通常说的“把失去的光阴夺回来”对叶笃庄是嫌轻了。七伯笃正年届八十,仍然在大气物理等领域里有新的、世界水准的开创，他总是带个小本本，有什么想法随时记下来。我对“科学家”一词的理解，来自我的七伯。我父亲叶笃成（方实），从1991年到2005年的十四年间，是《炎黄春秋》杂志名义和实质上的第二把手，这是“炎黄”最艰难的开创和立足期。他原来干的是“耳目喉舌”的工作，他的出彩儿在晚年，“炎黄”是他的心血，是他和一批老人的精神家园。我目睹他如何全身心投入编务，坚持每周三天上班，四处组稿，亲自改稿。八十八岁他被中风击倒时，皮包里有没改完的稿件和其他与“炎黄”工作有关的材料。一位“炎黄”朋友说，老头儿不声不响，没想到他牵了那么多的头，说的时候眼圈红了。六伯笃廉，言语不多，我了解得少，也是我最感到好奇的一位伯伯，据一位亲戚说，他在中央党校主持编写“一二·九”运动史时，顶住了高官、也是他当年清华同学的压力，据实写史。

　　我前面说五兄弟都属于“一二·九”那代人。对那代人，我们今天仍然缺乏理解，不知道在历史上该如何定位，给他们的待遇是“老红军”，只会挂靠军事履历。我们家有三个“老红军”（笃庄、笃廉、笃成）。他们不是老红军，他们是“一二·九”。

　　2006年我去南京，参观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认真看了牺牲烈士的生平履历，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知识青年。出了纪念馆到公园门口，看到一组巨大的花岗岩烈士群雕，前面站着的都是工农兵，只在后排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我敢说在雨花台被枪毙的没有农民，也不知道有几个是工人和士兵。曾彦修先生回忆说，三十年代白色恐怖时期，在他的家乡四川被枪毙的，都是“大少爷、二小姐”，都是知识青年（见曾著《微觉此生未整人》）。

　　延安审干时，审查的重点是从白区来的青年学生，怀疑他们是特务。审来审去，后面真正的问题是，你们生活优裕，有吃有喝，你们干嘛来了？不明白他们干嘛来了。当时的中共上层，很多人都不明白。今天我们就明白了吗？

　　余英时先生有个说法，说参加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是两种人，一种是走投无路的穷人，今天管他们叫“流民”，一种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该说具体出处待查）。我想请问，叶家兄弟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吗？

　　中共官方历史和对中国革命颇有微词的海外学者，都讲不清楚参与革命的知识分子。要讲清楚“一二·九”这代人，不仅需要对日本侵华的大背景和政府对日政策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也涉及如何理解1930年代的中国城市和城市知青，如何理解沿海“现代化”造成的城乡紧张，以及那代人对一个“好社会”的想象（不仅是抗日），很多东西并没有梳理清楚。这是我正在做的工作。

　　再回到叶家五兄弟。这次出版我五伯的自述，将书名定为《一片冰心在玉壶》，来自他书中的一句话；我曾建议的书名是“人生有何罪”，是我五伯的绝笔，我想这两个说法可以并存。我三伯的书名为《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想说，他也有悔，这两个说法也可以并存。

　　五兄弟都是“赤子”。三伯笃义曾有两次出国机会，一次去留学，一次是四十年代末去联合国工作，他都选择不去。晚年子女问起来，他很认真地说，再回到青年时代，并且知道了后面的路会是那么坎坷，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在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离开她，也绝不肯离开她。我三伯这个人，就如我父亲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的，从来不唱爱国高调，非但不唱，也不爱听。他们哥儿几个都是这样的人。我七伯当年放弃的是在美国实实在在的高薪工作，不像今天有些“海归”说放弃高薪回国，水分很大。他回来了，做了事，但在“文革”中如果不是因为关在牛棚里，失去了自由，就会自杀。“文革”后他访美，过去的友人觉得他一定后悔回国，他说不悔。留在美国他顶多是多发表些理论水准高的论文，中国给他提供的是一个平台，他参与开创了一个学科，我本人就多次听他这么说过。这是无悔的一面，是我五伯说的“一片冰心在玉壶”。

　　但是还有另外一面。三哥笃义在七弟笃正八十岁生日时说自己是父亲的不孝之子，本该去学科学技术，却入了政途。耄耋之年说自己不孝，这不是很重的悔吗？笃庄说如果不是父亲去世得早，如果不是当年国将不国、“放不下一张安静书桌”，叶家兄弟中不会只出老七一个在科学上卓有成就的——这不是一辈子的遗憾吗？

　　除了笃正，没有哪个兄弟达到事业的高峰。“毛时代”的中国有我七伯做科研的平台，却没有我三伯发挥才智的政治舞台，甚至没有我五伯的容身之地，弄得他家破人亡。极富才华的笃义和笃庄两兄弟整整二十年的生命被废掉了。我真是想替他们问一问，如果没有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爱国者——我这里说的不只是叶家兄弟——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样子？可以想象吗？我还想问，如果其中一些人，包括我的三伯和五伯，不在政治上被整肃、被吞噬，那么中国革命的legacy （遗产）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会让年轻人一提起革命就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吗？

　　我三伯在他的书中有一段问话：“将一个爱国善良的灵魂扭曲到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反动，这里有社会的悲剧，也有自身的脆弱。在良知复苏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写下这一段历史呢？”——他是用自己的话问：“人生有何罪？”——这是他的五弟笃庄临终前夕，用抖动不堪的手给前来告别的七弟和九弟写下的生命里的最后一句话。我父亲说，五哥是带着深深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我的三伯和五伯也许都不后悔他们年轻时的选择，但是他们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留下了无比沉痛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回答？

　　“反思”贯穿在几个兄弟晚年生命中。三伯有《虽九死其犹未悔》一书为证，我爸有《炎黄春秋》为证，该杂志为社会提供了一个反思二十世纪历史的平台。过去，我爸和我伯伯们给我的感觉，是很胆小怕事的。到了晚年，他们都不怕了。我最近看到五伯1997年给我爸的一封信，提到他的好友孟用潜“文革”后写的一份材料，接着用这么一句做结语：时至今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五伯晚年笔头很勤，不但译达尔文，还写了不少回忆文章。他生前最后一篇写的是1950年代被迫离国的农学家李景均，发表在《炎黄春秋》上。他是“炎黄”的忠实读者，写过《我爱读〈炎黄春秋〉》一文。七伯也是“炎黄”的忠实读者，期期必看。这里我想说一句，周书对我七伯笃正的书写，有“去政治化”倾向，其实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道路，骨子里还是要救国，不是搞纯科研。而在八十年代后期，他是企望积极参政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对政治多有“忍不住的关怀”。听七伯近年来对社会上一些事情坦率的批评，我多次在心里想，老七伯自由了，没有顾忌了，不怕了。

　　七伯晚年时对我说，“我的兄弟们走的路都差不多。”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总结。1984年天津南开中学八十周年校庆，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六伯笃廉写道，南开教给他爱祖国，爱人民，爱自由，爱科学。我特别注意到“爱自由”三个字，我想一贯严谨的六伯不是随便说的。当年的左翼青年是热爱自由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是人民大众的自由平等，也是每个人的自主自尊，包括思想上精神上的。如果要我简单地概括晚年连接叶氏南开五兄弟的共同理念，六伯总结的“四爱”应该是核心，其中的“爱自由”，在经过了大半个二十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应该让每个兄弟都别有体会和理解。

　　五兄弟每个人单独打开来都是一本书，可以分开来看，五个人合在一起，则堪称一部多篇章、很有些分量的大书。到了晚年，五兄弟的生命可以说是五脉相通。他们共同的理念是我们叶家家族认同的核心。他们是大时代之子，每个人单独站出来也许不能算是那代人中最出色的（我七伯在科学上是），但一门出了五个这样的兄弟，令我们后人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