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元并非中国王朝”一说对错各半(组图)

　　日本本光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另外，我在出版《大蒙古国》的彩色插页版（角川书店）的同时，完成了我独自写的《改变世界史面貌的蒙古时代史素描》（角川丛书，2000年）。在这本书中，我首次尝试将源于西洋的“加泰罗尼亚地图”与源于亚洲或者说日本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系列的四种地图，一并进行了处理。此外，2005年以来，我推进了我在职的京都大学与北京大学的学术交流活动。尤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等进行了数次特别讲演，对“加泰罗尼亚地图”系统的各种地图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至少北京大学历史系的相关学者，应该明白了“加泰罗尼亚地图”所具有的特别意义。

　　回过头来看，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上述十三、十四世纪“蒙古时代”成立、展开之后，这一动向得到了延续。在十五至十七世纪的非洲-欧亚大陆之上，俄罗斯的出现与扩大、图格鲁克王朝以后的印度次大陆的整合，以及横跨陆地与海洋的奥斯曼帝国的形成，这些都是与所谓的“近世”有直接关联的重大变化。这种情形大体上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后蒙古时代”这一命名下，将其综合性地理解、概括为非洲-欧亚大陆的后续展开。另外，这一“后蒙古时代”的说法，是我和美国代表性的学者约翰·伍兹几乎同时提出来的。另外，就中华地域而言，在蒙古的撤退、帖木儿席卷与退潮的过程中，明清帝国得以形成，进入了下一个时代。

　　另一方面，所谓的西欧崛起这一现象的出现，竟然意外的晚。在恩里克航海王子的支持下，葡萄牙经过非洲到达亚洲海域的时间，是1487年。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发现了风暴角，将其命名为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不过，葡萄牙与西班牙并没有立刻直接控制中国海域。通览以上各种历史经过，即使我们说“世界体系”，那首先也是以“蒙古时代”为开端，经过葡萄牙、西班牙等缓慢的海上扩展，在长期的变化中才得以形成。最终在1947年英军于印度撤退后，明显的、巨大的一个“时代团块”暂时谢幕。如今，世界以美国为轴心因互联网等技术引发了通信革命，也可以说出现了“全球化的时代”。总之，从蒙古帝国开始，经过三个或四个阶段，可以说如今正在形成真正的“世界体系”。

　　澎湃新闻：清史学者欧立德在《乾隆帝》一书中认为，乾隆朝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基本元素，对近现代中国功不可没，似乎在暗示他是现代中国的创始者。在您看来，乾隆朝建立的这个体系具备世界体系的元素吗，为什么？欧立德对乾隆帝进行的评价，当然有其妥当的地方。不过，从最常识的角度来看，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当中，无论怎样考虑，在个人手腕这一点上，康熙帝都最为突出。另外，雍正帝乍看上去让人感觉不显眼，但他确立了法治，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

　　杉山正明：

　　与这两位先驱相比，乾隆帝自身的真实形象，并不显得明晰。相反，说句老实话，乾隆帝只是继承了康熙、雍正二人努力治世的结果，长期享受了那种安定的太平盛世。乾隆帝这种形象很难否定。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乾隆帝是清朝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幸运儿，是“好时代的幸运帝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乾隆时代得到了极度扩大的版图，维持了安定，但他也没有经过特别的辛苦，基本上在太平中度过一生，这可以说是时代使然。以此作为乾隆帝的功绩，其实未必。

　　所以，国内外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大事，周边一带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祸患，这只能说是幸运。以此为根据，将其视为“现代中国的创始者”，那历史学究竟还要研究些什么？欧立德所说的乾隆朝的太平时代过后，中国不是立刻进入了各种风云突变的时代吗？因此，用类似“现代中国的创始者”这一概括一切的命名方式畅快地谈论历史，这至少对我来说，有很难说服我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乾隆帝的治世确实是安稳和平，统治了广大的版图。但单单将乾隆拿出来赞美，还是让人无法理解。这么做，只能让康熙和雍正在九泉之下苦笑吧。另外，认为乾隆时代的体系具有“世界体系”的元素，我正想就这种看法询问一下中国的现代史学家的意见。

　　澎湃新闻：您特别强调学习和掌握多种语文对于研究蒙元历史的重要性，认为以汉文为中心的东方史料与以波斯文为中心的西方史料，把研究者也分成了两个集群。汉文史料有汉文史料的固有的偏见，波斯文史料也有波斯文史料固有的偏见。是否两者可以大致相互补偏，还是两者都在各说各话、实际上很难捏合成一个完整的叙事？我们现在都知道汉文史料有种种不足，是否可以介绍下您眼中波斯文史料的不足？在研究蒙古、元朝史时，只能说学习多种语言是必要条件。质疑者认为，因为有分别以汉语和波斯语为主体的历史资料，研究者也因这两种语言分化为两部分。但在我看来，这些质疑者犯了根本的错误。在进行蒙古时代史研究时，汉语、波斯语不消说，阿拉伯语、突厥系语、俄语、梵语－巴利语、藏语、拉丁语、意大利语、德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等，都必不可少。

　　杉山正明：

　　坦率地说，如果想鼓足勇气进行蒙古时代及其前后的历史研究，那一生都得进行语言学习。同时，当然有必要从世界各地收集蒙古时代以前的各种历史、语言文献。我自己从儿时开始一直到今日的大约四十年间，每天都纠结于此。散落于非洲-欧亚大陆各地的各种语言的基本文献，到底只能自己努力去调查、收集，别无他法。挑战研究蒙古时代史，或许根本不是一个人所能做的事。

　　然而，作为开创真正世界史研究的一步，这种研究有必要为后世的人们所继承。幸运的是，我身边有数位正推进这一研究的优秀年轻学者。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迎来世界史得到彻底改换的时代吧。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放眼当今的世界，致力于这种世界史研究的人几乎绝迹了。过去，德国曾是这种世界史研究的推进中心，如今已然衰落，出现了大量剽窃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的行为。坦白地说，在中国学者中，这种让人不得不皱眉头的行为，也非常显眼。历史研究的道路诚然险峻，但是，诚实正直、埋头苦干的学者，总会得到应有的评价。那个时代一定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