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杉山正明先生为日本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专治蒙元史、中亚史，著有《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蒙古帝国的兴亡》《忽必烈的挑战》等历史专著十余部。他的学术观点经常出人意料，引发很多争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曾刊发姚大力教授的《一段与“唐宋变革”相并行的故事》（2013年1月6日，读者可在“相关新闻”处查阅）、罗新教授的《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吗？》（2013年8月11日）等书评，对他的看法提出商榷。此次且看杉山正明如何回应这些质疑。
杉山正明回复手稿。
澎湃新闻：您在著作中说元朝不是中国的王朝，似乎在暗示“中国”就等于“汉人居住的地区”。但是任何一个“中国的王朝”都不是单一民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少数民族居住地的混合政体。是否辽金元史本身在给我们暗示出对“中国”的另一种理解？首先，中国的领土随着时代变迁逐渐变化，从整体来看不断扩大，最终才保有了现在的广大领域。另一方面，中国历代王朝并非每个都是由相同的人种群体所构成，而是由复杂多样的人群与地域集合而成。总之，说中国是由各类人群在历史演变过程中聚集在一起而形成的多元复合体，恐怕再恰当不过。实际上，这一特性并不仅限于中国，它还是贯穿了整个人类史的共通点。当今中国存在五十多个民族这一事实，或许可认为就是其证据吧。
杉山正明：
从结果看，蒙古帝国虽出现在中华本土的北方，但却有着军事共同体的传统；那些以游牧民为主体的军事共同体此前已经建立了若干王朝。这些军事共同体多次侵略所谓的中华大地，在成功征服并实施统治后，出现了一支人类史上罕见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超大领域的支配。这支军事力量吞并了拥有巨大人力资源的中华领土后，一方面将其作为统治的中核重心地区，另一方面活用中华本土的经济、产业与技术等力量，结果它不仅囊括了东亚，甚至将更为广阔的区域纳入其陆上版图，规模为人类史上之最。若详述其占有的领域，中亚的草原地带自不必说，还包括偏北方的俄国、广义上的伊朗及其周边、现在中东的东半，甚至延伸到现在欧洲的西部，可以说占有了亚欧大陆的大半部分。
其实，更早于吞并大陆前，蒙古已开始尝试海上扩张了。众所周知，它曾两度侵略日本（两次都遭遇失败，还策划了第三次侵略）。它除了向越南、占城国和吴哥王朝一带，以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等国方面数次派兵征伐之外，还与攻入伊朗方面的旭烈兀国（忽必烈弟弟的所建）联合，在从东亚海域到现伊朗方面广大的印度洋海域上，采取了直接控制东西海上航线的种种尝试。作为这一野心的结果，蒙古军还对现在属于印度尼西亚的满者伯夷政权发动了相当正式的海上攻击。顺提一句，伊本-白图泰等的记录，可以为这一史实提供有力的参考。提到“海道”，人们通常认为是西方人所开拓；但实际上，杭州、泉州、广州等忽必烈直辖的大元朝治下的港口城市，以及旭烈兀国所控制的波斯海岸一带的海湾城市，包括印度次大陆的东西区域，其存在是人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总而言之，在大陆与大洋的西方，蒙古帝国展开了欧亚非一体化的扩张道路。再考虑到以达·伽马为首的欧洲人在印度洋的海上探险，以及蒙古之后的明清时代日益显著的海上航行，可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扩张主要是从亚洲方面展开的。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注目。
若综合考虑上面的说法，那么“元并非中国王朝”这一观念或许可说是对错各半。但作为接收中华领土的结果，蒙古政权进一步充实、扩大了中华本土，这一点却是明白无误的事实。也正因为这一点，蒙古以后的明清两代政权，才得以保持了辽阔的版图。而另一方面，蒙古帝国作为一个联合体，领土确实远远超过了中华国界，横跨了由四个属国构成的超大区域。或许可以说，在十三、十四世纪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关系方面，呈现出了一种二律背反的侧面。
澎湃新闻：如果说“唐宋变革论”主要是基于中国中心的历史叙述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在“唐宋变革”和“北族王朝史”之间找到一个历史叙述的平衡？迄今为止的研究，动辄从相互对立的角度来把握唐宋变革论和北族王朝史。而实际上，如田余庆所注意到的一样，在拓跋政权和其后的中华世界中，多民族化和多元复合文化是显著同时进行的。其实，唐宋变革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演变。与这种变革的成果同步，北族王朝这一军事优先的混合体，实际也形成了组织。结果，这两种变化并行不悖，相互影响，共同向着下一个历史阶段前进。
杉山正明：
高度评价南方繁荣的文化区域和那里的“文明主义”，而贬低北方的粗野和武力的军事优先主义，这不仅是中国学者的通病，日本的中国史学家也有此倾向。所以，综合地把握两者，进而描画出一幅时代的立体画像，此点非常必要。也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出历史研究者的真正水准吧。至少我认为，圆融无碍地将以上特征纳入历史叙述，是十分可能的。也惟有那种叙述，才是历史的原貌。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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