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周刊：如何才能做好互联网传媒管理？
柳斌杰：互联网传媒管理目前采用的是正面引导和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相结合的机制，正在改革实践中探索推进。互联网的正面引导怎么引导？它和大报、大刊正面引导是不一样的，大报、大刊，可能我们一个要求、一个意见，就能得到贯彻。互联网数量极多，而且是掌握在网民手里，正面引导的机制会难一点。依法打击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做的事情，前一阶段发生很多的问题，与互联网怎么管理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宪法规定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中国宪法，世界所有国家的宪法都有这两项基本权利。那么弄得不好影响了宪法的基本精神，人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但是你管不住，造谣、造假、诽谤、毁坏他人的名誉、违法犯罪，一系列问题都出现在互联网上，影响社会情绪和秩序。
互联网传媒管理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在整合相关机构职能的基础上，注重发挥各行业管理部门对互联网的协同管理，推动形成从技术到内容、从日常安全到打击犯罪的互联网管理合力。二是要注重发挥版权管理的作用。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按照美国的解释，第一次发布的信息属于消息，第二次使用信息就是出版行为，出版行为是复制，未经许可复制就涉及到版权侵权问题。运用版权这种程序性、权利型管理手段来管理互联网信息传播，是比较现实、好办的事情，也不容易形成社会热点或引起争议。
谈新闻监督
中央政策没有变化
人物周刊：今天研讨会谈到“陈永洲事件”，你怎么看？
柳斌杰：陈永洲事件，作为他本人，如果是见利忘义收了钱，发布不实信息，他罪有应得，司法机关会公正地处理。但是对记者队伍实行的新闻监督，进行打击报复，这个我是一贯地反对的。我明确地讲过多次，记者的监督权要保护，记者采访行政公务人员不得拒绝。公民个人有权拒绝，公职的人员不得拒绝，应当主动把新闻事件说清楚。
人物周刊：比较理想化，记者都感觉采访官员尤其困难。
柳斌杰：大多数能做到，必须这样。一般不允许利用行政权力、动用司法机关干扰记者的公务行为，所谓公务行为就是受新闻单位指派的采访任务。当然抱着个人目的去搞什么名堂，不在此列。社会公众要求媒体监督，这是社会民主的重要内容，也是最有效的一种监督手段。很多公务人员、官员，不怕上级怕媒体，就说明了它的监督作用。
官员怎么对待记者、对待媒体？我们的官员缺了这一课。官员要过这一关，要以正确的态度看待，主动地接受媒体监督、沟通交流。现在有些官员想把媒体管死，不让报道，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做不到的。你不报，老百姓的手机早上网了，对不对？你不说，只能给谣言留下更大的空间。公开、透明，这些问题解决了，社会舆论生态环境就会好一点，不会搞得记者战战兢兢的，官员也诚惶诚恐的，大家都高度紧张，那个不必要。如果长期那样，这个社会也不正常。
另一方面，记者的职业操守也要严格训练。选择了记者行业，就选择了社会的良心，你就要有为人民群众仗义执言的职业精神，要敢担当。你必须知道媒体是一个人民性、公开性的，一切行为都是处在公开监督之下，所以你更要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实事求是。“新闻”只要虚假了，你的一切动机、一切努力都站不住脚。
人物周刊：现在很多人相信，媒体的经营压力等各种情况会导致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失范，很多人就觉得陈永洲这个事情肯定就是出于经营方面的考虑。
柳斌杰：陈永洲如果是见利忘义，收钱发布不实信息，那么他的问题就不属于经营方面的问题。报纸经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迎合读者的口味，低俗化，来争取发行量、点击率和广告。现在报社政策有不妥的地方，往往把拉广告的任务弄到记者头上，这是不应该的。
严格来讲，我们改革里面有一条，经营和宣传业务两分开，两套体系来运行。新闻宣传的这一部分，要提供保障，不是说用它发家致富，起码叫它衣食无忧，要保障记者、编辑安心地做新闻、做评论、做消息。经营这一部分，要依托市场、依托资源、依托品牌，提供坚实的经济后盾。记者、编辑这部分绝对不允许参与经营，不能把记者工作跟经营挂上钩。这在西方也是这样做的。我们为什么要整顿记者站？记者站就出了这个问题，记者站往往是跟经营挂钩的，一年要完成多少广告任务，现在是坚决禁止这样做。
人物周刊：刚才提到舆论监督，媒体业内感觉这几年舆论监督的力度弱了、政策变了。
柳斌杰：这种感觉与当前的舆论状况有关。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基本上是放大了负面信息，对舆论监督造成的影响比较大。从党和政府来说，这方面还没有找到妥善的应对和管理办法，去改变这种舆论生态，这种情况下就会经常强调互联网管理和负面信息的问题。我估计对主流媒体、传统媒体产生了一个误导，以为政策变了。其实不是，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媒体监督问题，这个政策没有变过，我们的主流媒体更要主动地、积极地参与舆论监督。有一些媒体做得很好，有一些有点变化，一些监督节目好像也变味了。这不是政策的问题，而是一个误解。
人物周刊：是，曾经最有力的《焦点访谈》变化很明显。
柳斌杰：都变成正面宣传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一直是正面引导为主，加强舆论监督，两个方面都有。媒体如果不履行监督责任，它的影响力、公信力就大大减弱。一些主流媒体选择性失真，全部选莺歌燕舞的那一面，好像社会没有矛盾、没有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不真实的现象。
人物周刊：为什么会这样？是主流媒体的报道习惯，还是跟正能量、主旋律的要求有关系？
柳斌杰：传播正能量、突出主旋律，这是我们宣传发展的要求，但并不排斥监督，不能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去。这是没有正确地、全面地理解中央的宣传方针和媒体管理政策。有一段时间好像有点忽左忽右的感觉，这是媒体执行上的问题，中央的政策没有什么变化。
谈新闻教育
要坚持“政治家办报”，培养新闻大家
人物周刊：我读了《中国名记者》，里面有《大公报》张季鸾的一段话，他说“各国报业是一种实业，但是在中国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落后，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长”。作为原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清华新闻学院院长，怎么看“文人论政”？
柳斌杰：中国文化在演进过程中，一直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传统”，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都有一批这样的御用文人，为他造神话、编故事。毛主席对这个观点特别有过评价，说他们写的历史是不真实的。
清末中国日落西山，知识分子开始思索，但直到“五四”运动前，都不知道民主、科学，而是围绕皇权治国、道德治国，他讲的“文人论政”是这个问题。百日维新、君主立宪为什么不能成气候？都是文人坐而论道，依靠当权者的开明进行社会改良，而不是发动人民去推动历史。
而西方媒体是一种社会独立的力量，作为真理的旗帜，马克思特别重视报纸、图书出版，终身从事这个职业。直到今天，我们的新闻难说是一种社会公众的舆论平台，也有那种传统的一部分。我们下一步要理清这个关系，使媒体真正脱离权力和金钱，站在公理、正义的立场上，为社会文明进步摇旗呐喊，成为一种推动力，这也是社会现代化、文明进步的标志。
我们书中选的一批记者，全是代表正义、公众良心的记者，不是跟着观望，摇旗呐喊的那种，那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成为真记者。当然，我们不能说，向旧体制反叛的记者就是真记者，不能这样说，但是至少你要站在公平、正义、真理的立场上说话。我们选的这些记者，他有变革的思想，有探求真理的奋斗，当然有的没有同旧体制决裂，因为生存的环境，他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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