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斌杰(图/梁辰)
2013年3月15日,北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柳斌杰(右二)参与投票
原标题: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谈人大和文化体制改革
核心提示:全国人大常委柳斌杰接受采访谈人大改革时称:“我们正在抓紧出台预算法,要严格履行人大职权,真正按照预算法严格审核预算,这样的话也可能出现像美国政府开不了工资的情况。过去我们这方面是不认真的,主要是预算的科目不细,都是一个百分比,不像外国,包括大使请客花多少钱、请的什么人,预算里都有,便于检查。”
作者:本刊记者杜强发自北京
采访柳斌杰先生,动机绝非他是正部级官员又具备亲和力这么简单,尽管高级官员的确难以接触,而他恰又表现出应对媒体的意愿和技巧。
实情是,你不能既惊讶于文化体制改革10年来的成就,又不对改革主政官员产生兴趣,更何况,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柳斌杰开了正部级官员“织围脖”的先例,又因为担任清华新闻学院院长、微博抨击公款消费成为一时话题,还在微妙时刻力挺过舆论监督——这样的高官,媒体绕不过去。
而他接受采访的理由显然带着股人情味儿:我被误认为清华新闻学院的学生,他作为院长,想拒绝实在于心难忍。约访之后,又赶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和“陈永洲事件”,人大常委兼新闻战线的老领导终于觉得可以谈一谈了。
采访当天上午,柳斌杰在清华召开新闻监督与记者责任座谈会,同时发布由他主编的《中国名记者》,那是囊括梁启超、史量才、张季鸾等四百余传奇新闻人的皇皇巨著,既有“不党不私不盲不卖”的豪壮宣言,也有播撒红色革命理想的如椽巨笔。20卷丛书,柳斌杰说“要给新闻记者树碑立传”。与此同时,我的微信圈里一片愁云惨淡,一轮面向记者的培训考试正在铺开,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同行们正头痛不已,而厚厚教材的总编纂,也是柳斌杰。
座谈会发言照例有不少寒暄,一位新闻学院院长说要把《中国名记者》纳入教学计划,也有人对学生论文的离经叛道表达了点到为止的忧虑,会议的中规中矩被一位在校研究生宣誓般的发言推向深入。
最精彩的发言来自柳斌杰。担任领导多年,反倒没什么官气,大白话脱稿而出,说“陈永洲事件”让他无言以对,说党中央讲过这支队伍“可以信赖”,说主流媒体过于注重选择性报道,说对外传播的语言体系亟待创新。
讲完,掌声响起。
约访前做功课,知道柳斌杰是陕西长武人,1978年之前在矿山工作过,后来考上北师大和社科院,硕士研究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仕途从共青团到四川再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导了文化体制改革,叫好又叫座:2007年,他被国际互联网协会评为“中国最有智慧的官员”和“年度最有影响力人物”,2008年入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60名改革人物”,2010年又被评为“改革十大年度人物”。
接近他的人告诉我,早年,柳斌杰长期担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很有理论功底。兴趣加上工作需要,他一年读两百多本书,知识结构新鲜驳杂,好学习是在党内出了名的。在总署期间,因为深感“读书是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柳斌杰在全国大力推广“农家书屋”工程和全面阅读,出身和经历使然。
下午正式采访,谈人大制度改革,坦承自信;谈文化体制改革,如数家珍;我问:“三中全会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举措,哪些你没做过?”他犹豫了一下,终于承认“没有哪个我们没有实践过”。
说起新闻记者道德形象的崩塌,本以为他会大谈职业操守和行业规范,不想只是草草带过,话题转向如何保障新闻监督、官员要有心胸气度——在媒体圈一片垂头丧气的时候,这样的表态真有“拉了一把”的义气劲儿。末了,还分析了网络环境下的传媒管理创新,说党的舆论监督政策没有变,请媒体不要误解。
3个小时的采访很快过去。柳署长、柳院长,我一直纠结于该怎么称呼,“署长”显得官大点,但看起来他不怎么在乎;“院长”显得亲切点,又拿捏不准。一直到采访结束,我都没搞明白该叫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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