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同情右派么？”我问。
他笑道：“我们是执行任务，也没有同情不同情。政治上他（右派）有错误，有言论嘛，没有右派言论咋打成右派呢？”
直到我临走的时候，胡德光才跟我坦承，他其实也觉得不对头，“人家提点意见，硬给人家打成右派了。”只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每个月都在搞‘（政治）运动’，真话哪个敢说？想都不敢想。”
两个小时后，我从胡德光家出来，老警察谷保中竟在楼下等我。他用那只颤抖的左手紧拉着我，一定要把我带到家里诉说他的冤情。
谷说，1957年他从单位去公安学校进修，因为在“大鸣大放”运动中得罪了班主任，被对方在档案中塞进一份“黑材料”。从此，他的升迁取消，调到峨边，此后人生又几次因为这份材料遭遇不公。
“右派有平反，我没有。”45年后，谷保中已说不清那份材料究竟写着什么。他那只冰冷的手攥着我的手，颤抖着不肯放开，我才开始明白，那个年代，即使藏在档案中的只是张白纸，也足以让他心惊胆战——无论他是警察，还是囚犯。
痕迹
1961年，幸存者被转移，崩溃的作业区被废弃，场长被判15年。
小劳教们的故事却未终结。李世元帮干部上山砍柴，错过第一批“清放”，此后“四清”、“文革”的冲击，更让他无法逃脱深山。活着的人都说“劳改有期，劳教无期”。
公安厅调查组来到沙坪时，李世元被叫去宋家山（另一个作业区，主要集中成年右派），为埋葬死人的土堆胡乱插上名牌。后来当地人在那里种南瓜，南瓜长得又大又实，人们便叫这里“南瓜山”。
大堡作业区5个中队的墓地，野草茂密。50年过去，当年小劳教们种下的茶树野蛮生长，救命充饥的蕨菜成了出口外销的好东西。
命运的错愕在这座小县城随处可见。出发前，李世元带我去见一位朋友。他在县城摆了个小摊，卖收音机和山寨苹果产品。当年他正是因“投机倒把”被送来劳教的。
最后一站到达重庆，颜嘉森有些犹豫——《大堡小劳教》放到网上，同样经历动荡年代的妻子，不再愿意让他接受采访。不过他还是背着妻子偷偷把我领到家里，“不想让这段历史消失”。谢贻卉曾在手记里写道：“我不止一次被这个群体直面过去的诚实和勇气打动。我为自己没能力给予他们更多帮助而惭愧。这个国家，亏欠他们。”
直到“文革”调到成都，颜嘉森才明白，劳教往事给他的，不只是死里逃生：作为曾经的劳教人员，他发现自己其实并无无选举权。
还没来得及翻案，另一场政治风波就席卷而来。北京红卫兵来到四川，打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标语。颜嘉森被关在工厂里，他工作兢兢业业，仍被骂“劳改犯”。
大堡死里逃生教会小劳教们生存法则。颜嘉森避免卷入运动，挨打绝不还嘴。那次浩劫冲击下，连曾为毛泽东坚定追随者的李井泉，也被视为领袖的敌人，“打倒”。
70年代，颜嘉森回到重庆，他找到当年负责他案件的民警，拉着对方领子说，“我死了，现在活过来，阎王都不要。”对方只能说，当年政治高压，没办法。直到1979年国家平反冤假错案，颜嘉森才被平反，拿到那张决定命运的纸条。
重庆其他的小劳教们，也大都在70年代初回到城市。由于身份特殊、缺少文化，他们被当作社会渣子。找不到单位接收，就去做最低贱的“力工”（苦力）。198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做起了生意。
李久弟在历经新中国几乎所有政治运动后，回到温江干起个体，成了温江首批买上摩托车的人。后来几次重回大堡祭奠岁月。
2006年，沙坪劳教农场（已更名为沙坪茶场）搬去眉山，变成戒毒所，只给峨边留下些难以抹去的痕迹。农场撤离后，峨边县曾几次找到农场协商归还县里的土地。
对于一辈子留在沙坪的李世元来说，这痕迹是永远无法摘掉“劳教就业人员”的帽子。作为曾经的“专对象”，他常感到低人一等。没有职工身份，如今他依然领着比正式工人少六七百块的退休金。
对于回到重庆生活的陈桐均来说，这痕迹是领了十几年几百块钱的低保。两年前，他这样下岗失业的小劳教们才发现，自己到了退休年龄仍然没有社保。他们不得不选择上访，又请林宪君给时任重庆市委领导写了几封信，才解决了问题。
如今，每月18号，陈桐均会和重庆的小劳教们聚会，谈论当年的苦难，怀念已经印象模糊的同伴。
但这些痕迹，注定也将被时间抹去。彝族向导冉拉阿布说，随着林地承包，山上那些埋葬“小劳教”的土堆将不复存在。
回到重庆的“右派”林宪君从省团校副教授位置上退休。耄耋之年，他喜欢去广场上跳舞，一把年纪，仍步履轻盈。几年前，这座城市的广场上突然又唱起“红歌”——歌唱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林宪君有时候也会加入，但其中一些曲目他会拒绝。
伙伴们不知所措，“那你说唱什么？”
“ 《团结就是力量》！”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