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四川少年劳教营往事:饿死孩子 尸骨成堆

　　核心提示：四川国营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曾关押了几千名“小劳教”。在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年月，大量孩子因饥饿死亡，存放尸骨的山坡，土堆一排接着一排。近日，媒体跟随幸存者重返大堡劳教营，揭开当年往事。

曾伯炎（中）与大堡的“小劳教”们。



1962年“小劳教”杨泽云（上图前排）被解救后，被安置在中川铁厂工作。

　　峨边大堡的山林，彝族向导冉拉阿布拨开灌木，几排土堆出现在密林深处的山腰间。“这是坟头，看，这个明显，还有那条沟……”

　　阿布一边说着一边从山坡走下。童年放羊时，他曾误入这片荒野。这些坟堆既无垒砌，也无墓碑。有乡亲在这里看到暴雨冲刷出的白骨。阿布听老人说，那里匆匆埋葬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

　　李世元老人穿过树丛跟着我们走来，墓地的荒芜展现在他面前。53年前，他还是孩子，也差点埋葬于此。那时候他只有十三四岁，因为跟着大孩子偷公家废铁，在此接受“劳动教养”。

　　如今李世元这样的幸存者已经很难说清，在1959年到1961年的饥荒年月，究竟有多少孩子被埋在这里。人们只记得，粮食最困难的几个月里，每天都有孩童尸体被运到这里。由于死的孩子太多，最后只好浅浅挖个坑，匆匆埋下。存放尸骨的山坡，土堆一排接着一排。

　　对于可与夹边沟并称的右派劳改农场沙坪农场，这些“大堡小劳教”的故事，只不过是无数悲惨故事中的一个插曲。如果不是独立导演谢贻卉三次前往大堡拍摄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世人不会知道这些即将被带入坟墓的陈年往事，而我也不可能与当年的“小劳教”李世元一起重返大堡。

　　从成都出发前，纪录片导演谢贻卉讲了很多镜头外的故事。在她重返大堡前，有个画家朋友提起大堡：“大堡的山很美，有一股浑古之气，野性之气，氤氲之气，它太适合画水墨画。秋天一列气势雄伟的雪山横亘于眼前，再往里走，竟然在白云中跃出一大片斑斓的红叶。”

　　后来，我跟着李世元坐在前往大堡的大巴车上，发现没有秋叶、雪山，这山间壮美依然。李世元无心再看风景，山路颠簸，他难受得晕车呕吐。53年前，这条路通向死亡——谢贻卉在纪录片结尾使用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旋律，那是郭沫若在1950年填词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童声，合唱，轻快，朝气。

　　继承

　　重返大堡前，我在成都的温江区找到李久弟。经过几十年人生曲折，他回到儿时的庆丰街小学，在街对面开了一家照相馆。在网上看到谢贻卉的纪录片，他说，他也是大堡孩子中“极具典型性的代表”。

　　成为“反革命”那年，李久弟8岁。

　　在那个阶级斗争的年代，他不知道这3个字意味什么。直到长大成人，他才终于明白，那代表着永远无法改变的命运。

　　1955年，他家街对面那间小学里，校长突然对他说，“你明天不要来了。”后来公安局的人告诉他，因为他写了反动标语。

　　李久弟不知道那时候学校里出过什么“标语”，他继承了父亲的“反动血统”——父亲李柏筠曾任民国时期温江县参议会副参议长。

　　李久弟记不清是哪一年，父亲被宣布“下落不明”。有人说父亲躲到了山里，有人说父亲在叛乱中被打死。公安局的人也曾找他打听：“你老汉儿（父亲）回来过没有？”

　　“可这些跟我又有什么关系？”父亲两个字，让坐在我面前的李久弟再也没能控制住情绪，泪水在眼睛里打转。1950年后，他再没有见过那个男人。父亲在他脑海里只剩下模糊的画面。那时他感冒睡在床上，父亲把蚊帐拉开：“幺儿（四川方言：小儿子），你好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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