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儿童节的前夜，3个大组的“小劳教”们曾冲到山下老乡家地里“打夜战”。孩子们趴在地上，向仍未成熟的作物匍匐。漫山亮起星星点点的火光，山谷间响起了老乡们的枪声。那时候常有偷东西的小劳教因此丧命，但“只要还有吃的，哪里还要命喽！”
儿童节前两天，《四川日报》上有着这样两篇文章：一篇名为《四十万亩小春大增产四十万群众庆丰收》，另一篇名为《敢想敢干奇迹不断》。那时候的李世元没看到丰收，却敢想敢干。那夜，他一个人溜去偷管教干部养的鸡。管教干部将他双手绑住，在厨房的灶台上吊了一晚上，随后将他送到沙坪的集训队——那里有着更严厉的惩罚。
后来我在儿童节那天的《四川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大堡所在地乐山专区的报道——《开展大协作保证满栽插》。报道上说“乐山专区大搞协作，使全区中稻已栽80%。”李世元说，现实中的大堡，栽东西下的不可能长出作物——因为“前面的人刚把洋芋块块种下去，后面饥饿的人就挖出来吃了”。
蕨菜、野草、老鼠、蟋蟀和蛇，都成了小劳教们的“牙祭”。有人去捉屎壳郎，放在火里烤着吃；也有人去捉蚯蚓，两头一掐，泥巴一抹，直接放嘴里嚼。那些岁月，孩子们如蝗虫飞过，地上作物所剩无几。
林宪君记得一个细节：他带着孩子们在地里开荒，突然挖出一块早已变质的羊肉，“小劳教”们疯了一样冲上去抢着吃。他无法阻拦，因为孩子们说“能吃一口死了也愿意”。
因为乱吃东西，有人感染寄生虫而死；有人无法大便。13岁的颜嘉森不敢去偷，饿得“狗一样在地上爬”。1960年最饿的时候，他给家里写了封信，“爸爸妈妈永别了。”
1972年，颜嘉森回渝探亲，一进门跪在父亲面前磕了3个头。家人震惊，以为他已死了12年。
峨边县公开出版的《县志》上记述：1959年到1962年，峨边人口从76300人减少到57600人，共减少24%。这意味着这4年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人死去。不过，这些死亡数字并不包括大小“劳教”分子——由于直属省公安厅管理，沙坪农场是个县里管不着的“独立王国”。
“小劳教”的宿舍里，人挤人的床铺开始变得空荡荡。快饿死的时候，颜嘉森被调到三中队的危重病室。这间屋子每天都有孩子被抬出去埋掉，最多的那天他数到了三十多个。颜嘉森发烧昏迷，被当作尸体抬走。直到夜里一场大雨将他激醒。他往旁边一摸，都是冰凉的尸体。13岁的他没有恐惧，爬回病室，却把其他人吓得直喊“打鬼！”
第二天，大堡作业区场长的妻子余医生来看他，给了他点白糖，帮他掐死虱子。这让他感受到久违的母爱。从此他叫她妈妈。长大成人，他试图找过她。“她当时对我这么好，会不会挨政治斗争整死了呢？” 哽咽。颜嘉森说经历过很多事情，本以为自己不再会流泪。
1960年下半年，大堡成了一座死神的垃圾场。大组长林宪君有时去埋那些死去的孩子，因为每埋一个可以多领一点口粮。死得早的孩子每人可以分到一口棺材，死得晚的，只能四五人共用一口。后来钉棺材的钉子紧缺，就用席子裹起来，四五个孩子挖一个坑，盖上些土。
死的人越来越多，林宪君开始反复做恶梦：梦中他总是爬行在尸体堆间，忍不住去啃那些死人肉。
在大堡，真就有一个叫吴新（也有人说叫吴心）的孩子死后被人挖去了心肝。很快，作恶的“小劳教”被抓了出来，他解释“因为听说吃了人心子打‘夜战’就不会害怕”。
饥饿年代，饥饿却是禁止使用的词汇。林宪君记得，他有个组里的孩子刘永清，就是因为在村里写了“我们要吃饭”而被送来劳教。村里的大人不敢犯上，于是就拉孩子来写。好处，是一碗“豆花饭”。
一碗要命的“豆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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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大堡返回乐山市区的那天下午，当年的“右派”沈启余让儿子专程开车把我送到峨眉山的沙坪农场干休所。出发前，他在纸上写下了4个名字——都是当年负责管理大堡作业区的干警。但坐在干休所院里的老警察谷保中告诉我：两年间，其中已经有3人离世。
那天，年逾八十的胡德光正坐在家中。1992年他就已退休，两年前退休金还只有一千多块，好在这两年有了补贴，日子宽裕些。
1957年9月，《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颁布一个月后，胡德光成为四川省公安厅劳教委员会派驻沙坪农场的第一批管教干部，后来又调任大堡。在他们去之前，沙坪农场还只接收劳改犯。
在幸存者的传言里：当时四川省公安厅的两个工作人员将农场定在此处，正因为峨边一边靠着湍急的大渡河，一边靠蛮荒的原始森林，“刚好是一个口袋”。很快这两人也成了“右派”，关到沙坪。
胡德光记得，从成都第一批劳教人员被送到大渡河开始，他亲自接收了一万多人，其中未成年劳教超过两千。此后，他被调到大堡作业区负责5个中队的管教工作，仍然有劳教人员被陆续送达。
胡德光说，食物最紧缺的年代，管教干部也有人水肿，也要挖野菜充饥。他的说法与“劳教”们的说法完全不同。惟一可以肯定的是，饥荒年代，大堡没有干部被饿死。
胡德光也不知道那些年大堡到底死了多少孩子，只记得死了好多。那时没人敢说饿死，“说你反社会主义。”幸存者回忆，大堡的一名医生因承受不了压力喝碘酒自杀。
沙坪农场死人太多，影响太大，四川公安厅不得不派人调查。终于在1961年，随着作业区的彻底崩溃，幸存的孩子们被抬了下来。
沙坪农场却未撤销，劳动管教工作一直延续到21世纪。胡德光在沙坪一直待到1992年退休。他说：“他们（管教干部）都说，劳教有期限，我们没期限——一辈子都干这个事情。我还不是这么觉得，我觉得还是（要）把他们挽救回来。”
“挽救回来”——我在沙坪茶场一篇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文章中看到，“30年来……成功教育挽救了5.2万多名劳教人员，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和鲜明特色的管理教育模式”。
胡德光跟我提起，调去沙坪以前，他每天晚上都要参与成都市五人劳教小组的“劳教审批”，决定“右派”、“小劳教”们的命运——不过那时候他“只能提意见，没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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