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失踪，李久弟的命运在195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各省市立即筹办劳动教养机构的指示》中有了安排：“肃反中被审查的，不够判刑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而政治上又不适合留用，把这些人集中起来，送到一定地方，让他们替国家做工，自食其力。并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的洗脑工作。”随后《转批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意见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中写道：“某些直系亲属在土改、镇反和社会主义改造中，被杀、被关、被斗者的家属……可送劳动教养。”
本该小学毕业那年，11岁的李久弟被街道的人叫回学校。那天，学校礼堂里坐满了人。有人喊：“把写反动标语的李久弟抓出来。”于是，两个彪形大汉把他拎了起来。
他被关进温江公安局看守所，编号“5号”。牢里的犯人凑过来问他：“小弟娃，你撒子事情呦。”他“不晓得，只晓得哭”。不久，李久弟的年龄被改为13岁，送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4号。
致民路新村4号曾是全省蒙冤“右派”被送去劳动教养前最后一个中转站。李久弟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式整人”和“人性的滑稽”。成年“右派”被要求不停地开检讨会，相互揭发，“你攻击我，我攻击你”。
中转站的小孩里，除了李久弟这样的“小反革命”、流浪儿和小偷小摸的孩子，也有家长因家境贫穷或孩子淘气，主动把子女送去劳教。在当时，这被说成是一条活路。那时政府的公信力让家长相信，把孩子交给国家教养是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也听信大人的说法，大堡“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一座“花果山”。
在中转站待了3个月后，李久弟和那些右派一起，被送到峨边县的大渡河边。
红太阳
如今要从成都前往大渡河边的峨边县仍是件麻烦事。每天成都直达峨边的只有两列火车，快车4个小时，慢车要多一倍时间。如果错过，就只能乘两小时的大巴借道乐山，再转车两个半小时到峨边。
“右派”沈启余的记忆里，1958年，他们是被架着枪的军车送到峨边的。那时候，沈启余思想很“左”，坚信反右的正确性，而他只是无数“正确”中被冤枉的一个。
转道乐山市的途中，我见到了沈启余。在被打成“右派”以前，他曾是航校的一名军官。直到1957年6月，在毛泽东亲自指示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全国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右”斗争。
1957年8月3日，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劳动教养正式成为一项法律制度——这一“决定”埋下的问题直到新世纪仍不断显现。很快，四川全省上万名右派被集中在峨边沙坪农场接受劳教，开垦荒山。
当年同为“右派”的林宪君曾是省团校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校领导为完成“反右”指标，撬开他锁日记的抽屉将他“上纲上线”打成右派。校领导也没想到，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怎样的命运。
右派们在大渡河边停留一天，然后前往沙坪农场设在山上的大堡作业区开荒。那段崎岖山路，我和李世元坐汽车走了一个半小时，在那年月，只能步行走上一两天。
1959年底，大部分成年右派撤离，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设5个少年中队开垦荒山，每个中队编制四五百人。林宪君、沈启余被留任“大组长”。李久弟这样的小劳教，则被从其他少年中队集中到大堡开荒。后来饥荒年月，小劳教们不断死去，仍有孩子被补充进来。
在沙坪农场最初的日子里，“小劳教”和“右派”们每顿饭还可以分到茶杯口大小的苞谷饽饽，后来农场拨下来的粮食越来越少，就只剩下“透亮得像镜子一样”的米汤。
1957年夏，中共中央还在“反冒进”口号中，重建有限度的农村自由市场，缩小农业合作社规模……但到当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委员扩大会议上，作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高调讲话，将“反冒进”定义为“促退委员会”，并将“反冒进”与右派“章罗联盟”（时任《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民盟副主席罗隆基。前者提出“两院治”，后者主张“成立平反委员会”，与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三大右派”言论。1980年代，章、罗先后被官方评价为“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挂钩。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泽东继续批评“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
李久弟从温江县被送往沙坪农场这年3月，毛泽东来到四川。他在成都金牛坝招待所召开的一次党委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后来的官方教科书中，称其为“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发生的一次严重失误”。
1958年，全国各地螺旋式上升的生产指标取代了“反冒进”。“三面红旗”下的浮夸风随之而来并横扫四川乃至全国。时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跃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7月底，毛泽东到过的红光社首次放出亩产3752斤的卫星，随后成都郊区更是放了“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
与报纸上的“丰收”、“增产”不同，在“小劳教”们自的记忆里，在距离成都两百多公里外的沙坪茶场，挨饿正是始于这一年冬天。
新少年
从大堡作业区一中队到三中队的山路，年近七十的“小劳教”李世元陪我走完。随着作业区废弃，他们开垦的土地再次变为荒山。
前些年，县城边的大渡河上建起了几座吊桥，走出去变得容易得多。曾经无法逾越的大渡河，如今从县城走到对岸只需要5分钟。仿佛是历史的玩笑。50年前，劳动力在人为意志下聚集，如今年轻人却纷纷选择逃离——去外面打工。
最困难的1960年，有当初送孩子来的父母想接回孩子。但管教干部告知：“孩子以前是没犯过法，但到这里偷了东西，必须继续改造。”
“偷”是用来活命的生存技能。“小劳教”们来的第一天，就都饿得跑出去“打夜战”——这是“小劳教”的黑话，即趁着黑夜偷东西吃。
荒唐年代，孩子们学会了荒唐的生存法则。黑话里，大米被叫作“安安送”；土豆叫被叫作“鸭蛋”；苞谷被叫作“口琴”；肉被叫作“姜片子”。大组长林宪君在值夜班的时候常常发现，小劳教们用铁缸子和铁碗煮偷来的东西，窝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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