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下班后，她都干干净净地穿上长裙，戴起帽子，一到单位，一切都换掉，挂上牌子拔草，牌子上是侮辱的话。
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一家人吃木瓜，说话，争吵，一切都刚刚好，“我要是没杀人就好了”，王冀豫感到一种新的遗憾，这遗憾他之前有过，对张宏，而这次是对自己。
他明白了一件事，杀人之后，他和好的东西之间就永远有了一种距离。越是好，这距离就越大;反而和恶之间距离是没有的，而这距离将持续一生。
他第一次感到自己也失去了什么，之前，他一直以为失去的只是张宏而已。
这种失去吴琰也感到了。
80年代，她回城当了记者。报道一个工人搞出一项个人专利，单位却压制他。工人三下扬州，三打官司，争取他的专利。
吴琰第一次报道后，单位开除了这个工人，他为糊口，只好到大街上摆小摊。吴琰接着报道，工人的境遇更坏了，没有工作，各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母亲自杀了。
吴琰第三次报道了他，这次工人连家乡都呆不下去了，一张车票，跑到广州。
报道得奖了，工人的一生却彻底改变，“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为了正义，为了社会，可为了什么，就应该这样吗?”
她惊觉“为了更大的东西，失去一个生命的幸福，这就是文革思维”，她深深地厌弃自己，“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总觉得目的是一切，手段是不重要的，可以‘为了什么，不惜什么’”。
说出心里的忏悔
从50岁之后，王冀豫突然觉得不安，这不安没有由头，几乎是生理性的。
他已经老了，一只眼睛能用，另一只眼睛瞎了，这一生他当过兵，坐过监狱，开过马场，当年一起打人的朋友们一个一个的死了，只剩下他。
他开始吃不好，睡不着，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他会想起张宏，“他现在干什么呢?”他开始琢磨他。
那之后的46年里，他一直记得张宏，但每次想起他，更多的是自责，有时是不安，现在人老了，想起张宏，心态是另一样。46年了，他把张宏已想成了熟人。
他跟亡者说话，“我也不比你好哪儿去，我为你这事儿扔出一个眼睛，我也60了，到那边咱俩都一样。”
这不安是对张宏，也对张宏的家人。当年他入狱，10个月之后出来，监狱长告诉他“张宏父母保你出来的，他们说这是武斗，你也是一时失手。”
但这对父母不愿见王冀豫，40多年来，也从未向儿女提起，张宏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两人对王冀豫一无所知。
忏悔的念头有过，但说出来，对王冀豫来说还是个大事。
他开始算命了，这之前他从来不。一只手伸出来，算命先生看了看“你作过大恶”“没有”“你打死过人?”“没有”“记住，一辈子都不要打人，一打就打死”。
坐立不安的感觉又来了，46年前他感受过一次，而这次不一样，他不会再进监狱，可他害怕起自己。
“我不觉得自己有良心，一直不觉得”，父亲葬礼上他意外地哭出来，这一刻他才发现，自己远没有之前以为的那么坚强。
是当年一起插队的吴琰找到他。“黑子”，她叫他的小名，“朋友们要出一本书，让大家共同反思文革中做过的那些坏事，做个忏悔。”
这想法一下子击中他，“没问题!”他一口答应，“但你要催着我，我这人不会写东西。”
那是2007年，两年下来，她打过几次电话，有时王冀豫说忙，有时含含糊糊，事情就这么耽搁着，她突然觉得不对，“是不是他顾虑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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