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他没有障碍了，和大家一起大喊出声：“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同是大院子女，宋小明也崇拜毛泽东：“‘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看看这个语感，这个节奏，这个递进关系，这是学问!”
毛主席语录里许多段落，宋小明背得一字不落。
那时宋小明16岁，不上学，不上课，自由又无聊的日子里，只有打人才给他快感。有时一个卡车过来，拉上三四十个红卫兵一起去抄家，他坐在车上，无上光荣。
他眼看红卫兵抄了撒王府蒙古王爷的宅子，出来时一人手上一块劳力士。还有他的老师崔显堂，一个总戴着玳瑁眼镜的老先生，他集邮，西化教育，冬天打网球，裤衩都是亚麻的。
抄家那天，红卫兵用钢丝把老人绑在床上，龙票踩了一地，这东西老人的儿子都没摸过，老师气得连着床一起站起来。
武器有很多种，一种叫“管叉子”：一根钢管儿用机床斜着切开，头儿是尖的，切面崭新，捅起人来又平又快。再就找一棵梧桐树，把车胎绑在“丫”字树枝上，裹上石头当弹弓。
手法也有讲究，砍额头可以，脖子不行;捅大腿要捅外侧，不捅内侧，因为“外侧是静脉，内侧是动脉”，进了监狱不能招供，这叫“不抬人，不抵人”。
宋小明也受过刑，弯下身子，双手够到脚趾，一站12个小时，身上一丝不挂，站着站着看不见脚，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可他觉得光荣。蹲水牢，半夜提审，他什么都没招，出狱后照干不误，为送哥们儿件军大衣，他拎把刀子硬从别人身上抢下一件。
“这是一个江湖”，宋小明回忆说，16岁的他看来，打人是一件正义而了不起的事情。
施暴者vs受害者
“施暴者是需要受害者配合的”，吴琰说，“没有受害者，就没有施暴者，每一个受害者都应该忏悔。”
她64岁了，眼角下垂，提起少女时代一声叹息。
15岁时，她花3分钱买过一根牛奶冰棍，吃完之后怎么都不能原谅自己：“我怎么这么糟糕，受不了诱惑，愧对工农群众”，她给团组织写思想汇报，一边写一边流下眼泪。
吴琰的父母是中宣部干部，文革中，中宣部是第一个被打倒的中央部委。几乎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昨天门庭若市，今天门可罗雀，出门时一群孩子拿石子追着她打：“狗崽子!”
爸爸被关在学校，妈妈关在妇联，大哥在清华，二哥在北大，一个阿姨被赶回老家，“不许再给走资派干活儿”，只剩她一个。
没钱吃饭，她拎着袋子到菜市场捡了几根烂菜叶，批斗会散场又扛回半袋子凳子腿，全烧光了火也没生起来。
突然有一天，她看到几个同班同学走进门来，“熟人”把家里所有相片扔到地上，七大柜子的书，一部分扔进垃圾堆，一部分几毛钱一斤贱卖了，另一部分投在地上，踩上几脚，“资产阶级小姐!”
她立在房间一角，眼看母亲的照片被摔在地上，一个红卫兵一脚下去，碾了几碾。
她没有阻止，只是立在那里一动不动，很多想法一个一个从她脑子里经过，千头万绪。
那不是愤怒，却比愤怒更复杂，混合着羞耻、不忍、犹豫和费解，“我没想冲上去护着那些照片，我老在想是不是我父母真的错了。”
对16岁的吴琰来说，一切都是克制的，包括亲情。那个年代里，亲情是“不提倡”的。
她不恨这些红卫兵，相反，她急切地想让自己加入进去，想了解他们，跟上他们，接受这个逻辑，而不是站在一边。
她感到自己站在广场里，所有人都很亢奋，你打一下，我就要打两下;我喊一句，你就要喊十句更革命的口号。那种呐喊像一种胁迫，“只要跟着喊口号挥胳膊，你就是安全的。”
学校门口，一个同学的妈妈被当街乱打，她是个“地主婆”，扫四旧扫出来的，十三四个学生你一下我一下，就这么打死了。
死成了一件很轻易、很常见、动不动就会发生的事。和所有人一样，那时的吴琰不觉得这一切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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