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冀豫没有顾虑，但家人不许，“事情已经过去了。你说了会惹来麻烦，毕竟是一条人命!”
吴琰激他，“说了写不写，你这也是爷们儿干的事儿?你不是说你一人做事一人当?”
“写就写!”一种羞愤让王冀豫当场答应。一个晚上，他拧开台灯，坐在桌前，铺好纸，拿起笔，意外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老了，第一次面对自己的良心，他比任何时候都更脆弱。
文章写完，发表，几个月后，一个律师来到他的办公室，“认识这个人吗?”
一张一寸照，一张户口本内页，一张死亡后的照片，三样东西摆在王冀豫面前，他一下子想起张宏，非常具体：男孩一口一口吐着气，血沫子从脖子里流出来。
他本以为46年，他可以，也已经忘了。
律师告诉王冀豫，他是死者的侄子派来的，王冀豫说让我见见他。
张宏的侄子已经三十岁了，张宏没有结婚，没有孩子，侄子是替父亲来的。他告诉王冀豫两件事：第一，你可以忏悔，但永远不要提张宏的名字;第二，你能认账，我们佩服你，但永远不会原谅你。
王冀豫说他不要求原谅，他不配，也不能，“多大的罪，你一个道歉就完了?太轻了。”
“道歉之所以难，在于有否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王克明说，离开余家沟15年，他经常回去，却一直不知道如何面对谷志有。这次他找到谷志有，向他说“对不起”，谷志有笑了：“嗨，运动嘛!你那会儿娃娃家，懂个甚?”
卢晓蓉、吴琰、丁珊、王冀豫、张华、李斌、陆晓娅……32个人，对当年的过错和作恶一一作了忏悔，关于出卖，关于沉默，也关于人性。
而这些忏悔当中，真正与人命有关的只有王冀豫与杨里克。
“很多真正做了大恶的人是沉默的，直到现在也是。”吴琰说起王冀豫觉得敬佩。
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多年来一直在调查文革的死难者，她遍访民间，搜集名单，而杀人者往往一口否认，并从小的漏洞下手，推翻王友琴的所有逻辑。
王友琴在芝加哥讲学时，看到美国的中学生模拟文革，他们戴上红袖标，拿起鞭子，模拟现场，让每一个人喊口号甚至动手：“我觉得这个教育很好，它让你亲自感受，你在那样一个现场是什么状态，会做什么，那一刻你的人性是怎样的。”
而在中国，关于文革的反思仍然艰难。
2013年，张红兵公开忏悔，文革时他举报母亲“反革命”，致使母亲被枪决。
“了不起，多大的罪，他敢认!”王冀豫尊重，但也后怕：“我不知道如果我的母亲是反革命，我会不会举报?我想我大概会的。”
“我没有做更大的恶，只是因为没有机会”，想到这一点，他感到一种更大的不安：“不是因为你不会，只是因为你运气更好。”
吴琰也跟朋友谈起过说出忏悔，10个人当中，6个人拒绝了，吴琰没有再强求，“你不能追，不能要求，更不能强迫，忏悔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
她理解他们的抗拒。
亲身走过，她知道选择作恶那一刻，人的无奈、软弱和被动：“人性本来不恶，但在那样一个广场里，所有人的生存恐惧都被调动起来，你不举报，就有人举报你，在施害和被害中你只能选择一个，很多人就这样不得不等而下之。”
《我们忏悔》书稿出来，厚厚一摞，“我们只说自己，”宋小明说，“那都不是违心的。”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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