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体现我们办案人员是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不搞笼而统之地定罪，一是一，二是二，绝不含糊。
关于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于1968年，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徐景贤等人，借为中共“九大”准备材料之名，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集》，对陈毅诬陷迫害，最后，特别法庭在合议时对此作出了对王洪文不予定罪。
1980年12月6日，对王洪文庭审后，王洪文审判组书记员杨富年对我说，有人反映有关陈毅点名批判的问题，1968年中央发过文件。我就说：“你是不是到机关机要处调出1968年的中央文件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杨富年回机关调出了中央（68）156号文件，我一看才知道是1968年张春桥回上海传达贯彻八届十二中全会决议的情况，向毛泽东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报告中提到“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并在报告中点了朱德、陈毅、聂荣臻的名字。毛泽东阅后同意张春桥的报告。于是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发（68）156号文件，批发全国“参照执行”。
我和杨富年看后，遵照“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的精神，凡是毛泽东主席批示或点头的问题，都不定有关被告人的罪，因此此条也不宜定王洪文的罪。
问题提出来后，中央领导同志建议特别法庭此事对王洪文不宜定罪。后经特别法庭讨论决定，虽然法庭对此事进行了庭审，但不定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罪，就不写在判决书上了。还有，关于王洪文“长沙告状”一事，我再次提了出来，最后都被认定不记入王洪文个人的罪行。
曾汉周介绍对陈伯达的罪刑时说：“……陈伯达的罪行列了5条：1.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不是组织领导，和前面四个不一样。2.1967年7月，伙同江青、康生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3.诬陷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是‘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并决定对他进行人身摧残。4.1966年，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口号，煽动迫害广大干部、群众。5.1967年12月，陈伯达诬陷中共冀东党组织可能是国共合作的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使冀东党冤案株连了大批干部群众。这5条罪，经过法庭调查，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的法律条文：98条，92条，102条，138条。”
第二审判庭刘继光审判员介绍了第二审判庭的情况：“……关于黄永胜，认定的罪共8条，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方面就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三条，一是诬陷彭德怀同志，二是诬陷叶剑英同志，再一个是诬陷罗瑞卿同志。第二个方面，关于制造冤案，迫害干部和群众，有三条，一条诬陷总参领导干部，再就是制造广东地方党冤案，再一个就是制造以文年生为主的反革命集团冤案。第三个方面，属于‘两谋’方面的，就是向叶群密报毛主席南巡时的讲话内容，一共8条罪行。适用刑法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138条，诬告陷害罪。
“……关于吴法宪：一条是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方面有二个事实，一个是诬陷贺龙同志，一个是诬陷罗瑞卿同志。再一条是诬陷迫害空军的干部、群众174人，其中有两人被迫害致死，一个是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一个是空军学院的副教育长刘善本。第三条，吴法宪把空军的一切指挥权、调动权交给林立果了，林立果以空军党办的人员为骨干，成立联合舰队。他的罪行主要认定这几条。适用刑法：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138条，诬告陷害罪……
“关于李作鹏，罪行主要有三条：一条是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诬陷贺龙，说他和叶剑英篡军反党；第二条，在海军诬陷干部群众120人；第三条，就是参加‘两谋’方面的，林彪叛逃当中，他没有阻止飞机起飞，事后还掩盖罪行，修改记录。适用刑法：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92条，颠覆政府罪；138条，诬告陷害罪……
“对邱会作的罪行，认定有两条：一个是诬陷迫害总政干部，就是在林彪砸烂总政的罪恶活动中，邱会作起了重要作用；第二条诬陷迫害总后勤部干部和群众462人，被迫害致死的8人。适用刑法；98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138条，诬告陷害罪……
“对江腾蛟认定罪行主要三条：1.多次参与林立果策动武装政变和杀害毛泽东主席的罪行；2.积极参加林立果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3.积极参加林彪、叶群、林立果准备南逃广州的反革命行动……适用刑法：98条，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93条，策动武装叛乱罪；101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未遂）……”
审判员逐个举手表决
刘继光讲完之后，江华要全体到会的审判员充分发表意见。
全体审判员都发了言，特别是对于10名主犯的量刑问题，大家都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各种意见。这些意见相互之间也有争论，但由于从预审到开庭审判，大家对整个案子都是了解的，而在这次会议之前，对于起草的判决书就已经开过4次会议讨论，各种意见在这时都已基本统一，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这时有人提出，关于参加上海武装叛乱，点的人名不要太多了，这样重点不够突出，是不是少点几个人名。江华也同意这个意见，认为不能把参加（上海武装叛乱）策划会议的人都写上去。
当时上海的情况，那是1976年10月12日的晚上，“四人帮”在上海的骨干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以及武装叛乱，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口号，当时除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已被中央叫到北京参加打招呼会议之外，参加会议的除市委常委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和黄涛外，还有上海造反派中的“五虎将”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上海写作组的文痞朱永嘉、王知常，市委组织组负责人王日初，市民兵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和王洪文在沪的秘书廖祖康、肖木等人。
“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些骨干分子，后来王少庸、黄涛由检察院免于起诉处分—这是一件至今都令人莫名其妙的事情；冯国柱被开除党籍，张敬标留党察看，其他从陈阿大到肖木共11人，后来被上海市中级法院判处徒刑。这些人在策划上海的武装叛党乱时，都起了不小的作用，因此特别法庭在起草判决书时，在上面点了他们的名字，江华的意见在这伙人中有选择地加以点名。这不是一件小事，因为被特别法庭写入了判决书中并点了名的人，也就是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结束，法庭是必须认真对待的。
江华转过身来对我说：“你王文正是从上海来的，判决书上只能写有代表性的人物，你看写上哪几个人？”
我说：“我的意见，在市委4个常委中写王少庸，他也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分管政法工作，又是专案组的总负责人，迫害了不少干部，有民愤，应该点他的名，他是老干部中追随‘四人帮’的典型代表人物；再就是点‘五虎将’之首的陈阿大，他还是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另一个应该是点上海写作组文痞之首的朱永嘉，他也是参与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的人物之一。”
江华表示同意这个意见。
后来在判决书（草稿）上改为：“十月十二日……当晚，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少庸、上海市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交组负责人陈阿大等人开会，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
修改后点的几个人名，得到了全体审判员的一致通过。后来正式地印入了判决书。
还有一点是在1月20日讨论判决书草稿时，对于上面所写的“林彪（原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长）”，“谢富治（原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我曾提出应在他们职务的上面加一个“部”字，写成“国防部部长”和“公安部部长”。因为我们写的不是一般的文件，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份判决书，应尽量在文字上准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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