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明马上明白。最后越南人终于把越南战争“熬”过去了。“熬下去并不代表不作为。”张雁灵讲完故事，只说了一句话。
当时主管卫生领域的吴仪副总理也曾经焦灼地问张雁灵，“这个病还要持续多久？”他当时的回答是，按照规律，高温将不再适合病毒传播，估计两个月之后“应该会下去”。
护士节那天，小汤山上蔷薇开了，洋槐开了，紫丁香也开了，月光很亮。这一天，从福建泉州寄来的千纸鹤飞到了小汤山，护士们把这份特殊的礼物带给病人。
这些经历过生死的患者顷刻间流出眼泪，他们相约，康复后将这些千纸鹤用红线重新连在一起，与虽然天天相见但是并未真正看清楚面目的小护士们合影留念。
急救车的警笛声在慢慢远去，2003年6月20日10时05分，最后一批18名非典患者康复出院，此时距离小汤山非典医院正式接治非典病人只有50天，到了该给这所世界上收治非典病人最多的传染病医院贴封条的时候了。
完成使命的张雁灵说，他只是一个临时列车长，有责任把每一名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
“本来想好了要去天安门走走，去一次八达岭长城……冒死战斗了50多天，没有太多奢求。”然而上级“立即撤离”的命令已经下发。6月23日清晨，北京城还在沉沉的睡梦中，小汤山医院首批900名医疗队员从北京撤离。
一天后，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总部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原题：忘却的“非典后遗症”
10年过去，对于脑海中不断回放的非典遭遇，55岁的她依然能够清楚地记住每一个片段。那些本应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如种牛痘般深植在她的脑海中……
□ 本刊记者 陈沙沙
“一开始是膝盖疼，接着脚后跟，然后是两个肩膀。发作的话，就跟骨头里长刺一样，连床都不敢沾。”2013年1月2日，在北京市望京医院住院处关节三科的病房里，患有股骨头坏死的杨志霞正在接受治疗。
与她同时住院的还有方渤、张文荣等“老友”，他们普遍患有骨坏死、肺纤维化、抑郁症等疾病。而给他们打下相同烙印的，是2003年那场世人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非典”（SARS）。
这个群体是10年前SRAS劫难的幸存者，也是10年后痛苦延续的承载者。在“后非典”时代，他们以“非典后遗症患者”的身份默默淡出人们的视野。
现在谈到非典，杨志霞语气中已流露出些许的抵触情绪，眼神不时飘向窗外的斜阳，声音踌躇而缓慢。
10年过去，对于脑海中不断回放的非典遭遇，55岁的她能够清楚地记住每一个片段。那些本应渐渐模糊的琐碎细节，如种牛痘般深植在她的脑海中……
“人活着，不就过个人气吗”
“4月21日、4月26日、5月1日、5月3日。你说多短，14天。大家都说该翻篇了，可不是你们家的事你翻不了篇。”提到父母、弟弟、丈夫相继离世的日子，窝在病床上的杨志霞往后靠了靠，牙齿不自觉地咬住了嘴唇。
在她的记忆中，2003年的春天是“白色”的，道路空了、商场空了、公交空了、酒楼空了，还有她原本热闹的一大家子――11口人，9人感染非典，4人因此丧命。
事情始于2003年4月12日。因照顾发烧的母亲、半身不遂的父亲，杨志霞兄妹三人，以及各自的爱人，轮流照顾老人去东直门医院看病、输液。
“当时，满世界都在说非典，可没见周围谁真的得了。”听着四起的传言，杨志霞惴惴不安，本能地不敢把“恐惧”说出口。
但随着父亲、丈夫、哥嫂、大侄子、弟弟、弟媳以及自己相继发热，还有医护人员悄然穿戴上的口罩、防护眼镜、隔离服，不安的情绪在这个家庭蔓延开来。那时，杨志霞的大哥小声说了句“这回咱家事大了，要完了”。
为了给母亲宽心，那年的4月17日上午，杨志霞拿着《北京晨报》读道：“北京目前只有30多例非典且全部为输入型，没有原发的。”
似有某种预感，在大哥的建议下，全家决定“去医院检查也要吃饱饭再去”。17日中午，杨志霞闷上米饭，大哥做了爆羊肉、炒芹菜和西红柿鸡蛋汤。“没想到，这竟成了我家的最后一顿团园饭。”
被确诊后，在北京市胸科医院治疗的数十个日夜，杨志霞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和同屋的两名病友总是斜靠在床上，等待黎明，等待医生，等待输液……
“谁也不敢睡，困了就聊一句，聊到5点，就觉得又活过了一天。”
虽然除了已经病逝的母亲，大部分亲人都住在胸科医院，但离开吸氧机就无法呼吸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们相互探望、照顾。即使听到丈夫去世的消息，也是楼道里有人喊了声“杨志霞，给你爱人火化了”。
后来她才知道在那场疫情中，中国有5327人被确定为非典或疑似患者，349人死亡。他们兄妹曾带母亲看病的东直门医院，早在3月16日就接诊了一位曾去香港探亲的李姓老人。这位老人正是后来被公开的北京第二位非典确诊病例。
“人活着，不就过个人气吗？现在家不成家了。”
病愈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杨志霞将自己封闭在痛苦的回忆中，拒绝说话、拒绝交流，流泪成为唯一的宣泄方式。半夜，儿子被哭声吵醒，她只能淡淡地说：“没事，我想你爸了。”
“活多少年，就要受多少年的痛苦”
看着每顿吃着两毛钱的白菜、拿着奖学金奋力读书的儿子，杨志霞开始寻找活着的希望，发誓拿着低保也要把孩子供出来。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俗语，恰恰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2003年8月，非典消失后的第二个月，科技部设立了一个“863科研项目”，针对SARS展开后续研究。东直门医院、望京医院、北医三院等多家医疗机构成为科研工作承接单位，并开始寻找非典治愈者进行筛查。
就在这次免费检查中，2004年初，一直双腿酸疼的杨志霞被确诊为患有股骨头坏死。听到妹妹的消息，正在排队等待筛查的杨志霞大哥瘫坐在检查室门口……
“当时一拍片，大夫说你两腿全部坏死。”无法接受现实的杨志霞，一路从北医三院哭着回到家。
2004年3月，为了保住双腿，杨志霞再次住院，接受保守的“介入”治疗，即往大腿根的动脉血管里打药，促进骨头周围的毛细血管扩张，一定程度上缓解缺血性坏死的危险。
“治了40多天，发现治不起了。除了医保，自费要4800多块钱。”因为丧失劳动能力病休在家，原是燕莎友谊商城后勤部员工的杨志霞，每月只有900元左右的收入，其中还要确保儿子300元的生活费。“大哥也是一样的病，谁也帮不了谁。”
在治病过程中，她很快发现自己不是个体。病房内外，还有方渤、吴如欣、李朝东、李桂菊、王春秀等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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