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破碎的玻璃看“1病区”。
输液架子上布满灰尘与蜘蛛网。
原题：再望小汤山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 本刊记者 吕天玲
纪念这座医院，是因为想探寻一些真相，保留一些时刻。
所有的故事都从这片废墟开始。2012年的冬天格外寒冷，12月16日，小汤山医院的废墟上，白雪覆盖。
这片被灰墙拥围的百余亩土地，已经找不到当年非典的痕迹。废墟上残留的刺柏和黄杨树提醒我们，十年前这里曾以7天7夜的“非典型”速度，搭成了一座非典医院。
南侧一墙之隔的小汤山医院内，还有一排没有拆除的简易板房。房间里，一些纸箱外壳上清晰地印着“抗SARS捐赠物资”。
一周之后，上午10点，中国医师协会会长的办公室里，张雁灵正在安排协会的一些日常事务。这位解放军总后卫生部前部长在半月前刚刚上任第三届医师协会会长。已过花甲之年的他，穿着惯常的军绿色毛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放下刚刚打完的电话，张雁灵抬起头，顺势靠在椅背上，军人特有的目光直射过来：“事情已经过去很久，你们想了解什么？”
潘多拉盒子被打开
不知从何时开始，车内突然安静下来，静得连彼此的呼吸都能分辨，所有人此刻都面无表情。
驾驶室的挡风玻璃上“车已消毒，请注意保持通风”的警示牌，一直在提醒车内的人：这是“非常时期”。
2003年4月29日19时40分，汽车疾驰在北京西三环主路上，扑向位于北京城正北60公里处的昌平小汤山镇。
偶有几辆外地牌照的汽车匆匆开过，坐在车窗旁的张雁灵一改往日沉静。“当时我可以说是焦灼不安，对目的地的情况一无所知。”
两个小时之前（17时30分），他还在国防大学为专业论文《公共卫生安全与国家安全战略》准备资料，突然电话响起，来自总后勤部的指示让他顿时坐立不安――做好一个临时非典医院院长的上任准备，即使这个任命书还在军委领导审批的路上。如果在平时，这样的操作程序简直不可思议。
而当时的情景是，全北京市累计收治非典病例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死亡。
这样的情景他是了解的，因为那篇专业论文的开题几乎和非典进入北京是同一个时间。
2003年3月1日，对北京来说，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凌晨1时，27岁的山西籍女子于某由于多日持续高烧，呼吸困难，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的亲自护送下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同时，非典也正式进入北京。
于某虽然来自山西，而她的“肺炎”却源自广东。
全球首例非典病人是广东人黄杏初。他是一名厨师，“如果没有非典，即使菜做得再好，也不会被全世界如此关注。”
2002年12月10日，在深圳市罗湖区打工的他突发高烧，咳嗽不止。黄杏初被送到广东省河源市人民医院内科病区，当班医生叶钧强诊断其症状为高热、咳嗽、呼吸困难。两天后，医院再次接治一位症状相同的患者郭仕程。
住在医院里，病情也没有像黄杏初之前预想的那样一天天好起来，反而越来越严重。17日，这位厨师开始出现呼吸困难。
叶钧强亲自把黄杏初送往广州陆军总医院。12月22日，他又把另一位患者郭仕程送往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
至此，SARS的潘多拉盒被打开。
恐惧由此产生
2003年2月9日，广州市非典疫情突破百名患者大关，死亡病例在不断增加。广州市民涌上街头，排起长队抢购板蓝根冲剂、抗病毒口服液、医用口罩，甚至还有食用醋。
而此时的北京仍然处在懵懂中。时任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还在国防大学深造的张雁灵也像其他生活在北京的普通人一样，通过媒体关注着广州发生的“流行性肺炎”。
3月上旬，他开始走访北京各大医院，为论文搜集资料。作为医务工作者，他并未意识到这个疾病有多危险，唯一的防护工具就是一个普通的口罩。
解放军总医院、佑安医院、人民医院等九家大型医院，所到之处，尽是发热的患者。患者的表情几乎统一：焦灼、急躁、痛苦甚至是恐慌。
北京稍有名气的大型综合医院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3月25日晚，出租汽车司机王某通过关系终于把自己挤进了位于三里屯附近的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就诊。
据知情者说，当时他已经在车里住了3天，有家不敢回，因为怕传染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医院里早已人满为患，他像个皮球一样被一家医院推到另一家医院，连跑了五家医院，最终的结果像画了一个圈。
3天后，他再也坚持不下去了，通过关系找到了武警北京总队医院的一位领导。这次，他学乖了，隐瞒了自己的病情，谎称头痛、肚子痛，住进了这家有军队背景的医院。
王某住院两天后，北京被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为非典疫区。往日拥挤的北京城，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2003年的北京春天，口罩成了流行元素。
位于北京城区、拥有85年历史的著名三级甲等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SARS入侵时，以几近惨烈的方式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从3月下旬至4月23日，人民医院共确诊非典患者120多名，其中本院员工高达93名。
面对“泰山压顶”般的压力，人民医院院长吕厚山描述当时自己的心情是“觉得自己没有活头了，几天里流的眼泪比之前的半辈子还多”。
恐惧由此产生，所有北京市民开始选择躲在家里，不停喷洒消毒液。一夜之间，某普通消毒液的价格从每瓶3元暴涨至15元。
经历过非典的人应该不会忘记“4・20”。这一天，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新上任的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坦率地承认，北京疫情已经十分严重。截至4月18日，北京已经确诊非典患者339例、疑似病人402例。然而仅仅在4天前，官方公布的数字是“37例”。
随后，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吉林出现首例输入型病例，紧接着是河北、辽宁……建一所临时性的传染病医院，已成为当时北京市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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