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的选择
“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很可怕，病人已经多到了没有地方容纳的地步，甚至治疗病人的医生也在不断倒下。”张雁灵说。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建议，如果医院不够用，可以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刚刚散会，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朱庆生和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就赶往小汤山。他们欣喜地发现，疗养院虽然只有200张床位，但旁边有一大片预留的发展用地。
时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白忠书带着部队专家实地勘察后，认为这里确是一块建设新医院的好地方：离最近的居民点500米，四周环境空旷，便于机械化施工。
不仅如此，根据近3年的气象资料分析，5月至8月多为东风，月平均风速2米每秒左右。京密引水渠在小汤山疗养院北面4公里，污水可经专门处理，由现在的市政管道向东南排放，不会影响北京市水源。
22日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做出明确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4月23日），建院85年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而此时，在它的正北方向33.8公里处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规划已经敲定：一期工程建成东、西区两部分，两区各包含6排复合轻钢板材料建造的病房。其中东区216间病房，西区292间病房。
小汤山非典医院还在建设中，特急电报已经飞向全军。首批医疗人员务必4月27日24时之前到达小汤山医院。除了专业要求之外，电报只有四个字：精兵强将。
即使是军人，也有儿女情长。4月27日8时，即将赴京的济南军区第155医院传染科医生薛书尊的心揪得更紧，握着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作为长子，他从不愿在家人面前流露出半点懦弱。
此刻，已经病危的老父亲还要为自己牵挂，他无法松手，或许这一松开，就是死生相隔。
有的医护人员甚至刚从手术台上下来，没来得及和家人道别，就被拉上了火车，此时方才知晓自己奔向的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
没有时间，因为他们是军人，只能如此。
寂静下来的工地，展现给世人的是一排排被绿色环绕的白色建筑。皎洁月光下，月季花悄然开放，静静等候着。
4月29日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的非典病例激增至2705人，其中确诊病例1347人，疑似病例1358人，66人因患非典身亡。
一天之后的4月30日上午10时，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领导面对记者们和镜头外无数双关注的眼睛，讲起了这所被喊得发烫的“小汤山医院”。
当天夜晚，小汤山疗养院大厅寂静无声。先期到达的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等7支医疗队伍共339名医护人员静静地等候着。
20时30分， 解放军白求恩军医学院院长张雁灵被任命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兼党委书记。这个时间距离他接到的那个电话通知，只有两个小时。
“我们走第三条路”
静坐在临时搬来的办公桌前，张雁灵异常清醒地思考着即将面临的重重考验。他曾在《回望小汤山》一书中这样写道：“未来是掌声还是讥讽？这些对个人都已经无关紧要，但决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推卸的借口。”
“其实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什么都不想了，只能一步一步往前走。”即使是十年后，张雁灵说起自己当时的快速任命，仍觉得非常突然。
4月29日晚21时，刚刚上任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院长张雁灵和他的一班人马还没来得及互相介绍，就万分急切地想看看即将作战的战壕。
周围的人还没有来得及提醒，张雁灵已经踩进了一个半尺多深的水坑，这个水坑让大家心里更加没底。
虽然医院的硬件条件符合一座大型传染病医院的要求，可毕竟建设时间只有7天，病房设计和内部结构离现实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个别病房窗户还没有安装，病床缺很多，有的病区门甚至还锁不上，下水道堵塞……
他们尤其担心的是隔离病房的密封性不够，容易造成医护人员感染。连夜召开的小汤山非典医院第一次会议上，张雁灵说出了接到电话通知后24个小时一直在考虑的三条路子。
“一是没有完成任务，只能选择带着耻辱走出去；二是发生大范围感染，都死在小汤山；最后一条路是病人有效救治，医护人员零感染。”
当时他把桌子一拍，“我们走第三条路，回去做准备。”此外别无他路，“你不可能想太多。”复杂的心情，就像电影《双旗镇刀客》中的小英雄，面对贼王的最后通牒，虽然有大侠信誓旦旦的保证，但仍紧张不已。
屋顶上的灯泡散发出昏黄的光线，他摊开纸、拿起笔，起草一份请求处分的报告：等到小汤山战斗结束那一天，如果有战友在这场战斗中被感染、有伤亡，请求组织给予我最严厉的处分。
这份报告被锁进临时办公室的抽屉内，等待诸多未知考验。
“熬下去就是胜利”
非典病人马上就到，一、二、三、四、七、八病区的大门几乎同时打开。
2003年5月1日23时，指挥部一声令下，蓝光飞旋的救护车从小汤山非典医院开出，刺耳的叫声划破长空。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你们是不是拿我们做实验？” 一位40多岁的女患者下了车就靠着墙哭，墙上的摄像头和站岗的武警让她莫名恐惧。
这种恐惧就像他们身上的疾病一样，需要慢慢散去。
5月的北京，最高气温已经飙升至30度以上，这样的天气只要稍运动一下就会满身大汗，更何况要穿上里外三层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来回小跑着工作。
一天天过去，每天都是消毒水的味道。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一年、两年。
终于有人忍耐不住，直接推开这个临时医院院长的办公室门，问题很直接：“咱们还需要坚持多久，难道每天就是6小时、6小时地转下去，未来的路在哪里？”
“无法解释”，张雁灵回忆，“我只好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故事。”当时有人调侃说，“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想听你讲故事。”
1968年越南战争期间，越南共和国主席胡志明来华访问，在和林彪谈到越战时，请教林彪说：“林副主席，我们怎样才能赢得战争？”林彪一笑，就说一个字：“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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