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日晚上李庄回到看守所，管教问李庄开庭怎么样，李庄说顺利极了。对方说，什么意思？李庄说，我不告诉你，等判决后再说，老李抽根烟。
但在接下来的开庭中，事态并未按照李庄的设想发展。庭审中，龚刚模、龚刚华等控方五个证人全部出庭，但回答问题不是“不晓得”就是“晓不得”，要不就是“脑壳痛”。
出狱后李庄才弄清原委。李庄案一季二审开庭前，在龚刚华等人看守所被关了20天左右后，被转移到重庆九龙坡区的小南海温泉度假村。八个人住在一个别墅，由三个警察24小时看守。吃、喝、泡温泉、按摩、玩儿，由公安局埋单。除了这个以外每天三堂课，上午、下午、晚上。重庆公安局专案组举办模拟法庭，分别装法官、检察官、李庄，还有装辩护律师陈有西、高子程的。模拟设定了470多个问题，打印下来，让这几个证人背。主要内容就是，预测李庄的辩护律师有可能在法庭提出哪些问题，警方准备好标准答案后让他们死记硬背。
龚刚华后来当着《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记者的面说，李庄案二审开庭前，专案组给他和龚云飞等人发材料，每天上下午和晚上都“上课、培训”。龚刚模也回忆称，那阵子警察每天给他两包烟，都是中华一类的高档香烟，哄着他去做龚刚华等人的思想工作，让他们按照公安的说法指控李庄。
“龚刚华除了写“龚刚华”这三个字外，第四个字都不认识，他背不过怎么办？背不过就教他，无论李庄问、陈有西问还是高子程问，你就说晓不得、不晓得、记不清了，我脑壳痛。你只要一说脑壳痛，审判长就会掩护你，说证人脑壳痛，请退庭！”李庄说。
在庭上，李庄问龚刚华，“两岸咖啡厅中，是不是你跪着求我救你弟弟？”龚刚华回答，“没得此事”。
后来再问龚云飞：你们第一次接我住在哪个酒店？龚云飞回答：不晓得。李庄说，当时我实在控制不住了，一拍桌子，水杯被震下去了，法警还帮我拾了起来。
李庄激动起来，对审判长说，我送他们四个字：背信弃义。
李庄申请自己的两个证人马晓军岳父与朱明勇律师，但未得到法庭批准。“既然走过场，我的证人都到了，为何不让出来？”
“这是要往死里弄。”李庄当时如此判断，“既然如此，你们不仁，我就豁出去了。本来要是公平合理，藏头诗我是不打算念的。这样一来，最后陈述我就一字一句的念了那六条，而且是按照郭维国改过之前的版本。”
2月3日连续两天的庭审结束，2月4日凌晨，网上流传开来：李庄的悔罪书是藏头诗，迅速扩散。“这个事情让重庆警方很尴尬，我就知道事情好不了。”
2月9日，二审宣判，李庄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宣判还没完，李庄抢了话筒，说“你们还给我恢复两年半吧，你们好好看看我的悔罪书，我那都是假的，1936年天津国民党监狱61名共产党员都写过悔罪书（此处李庄记忆有误，应是北平草岚子监狱，薄一波等61名中共党员关押在此），那是真认罪吗？那是斗争策略。”李庄边喊，边被法警拖下去，二审至此结束。
“漏罪”追诉
2010年2月10日一早。
看守所监室门打开，管教说，李庄，你收拾下行李，去监狱服刑。
离开前，仍然要在搜身室脱光检查，清点并带走早先登记的个人物品。在李庄的公文包中，有一只黑色圆珠笔，但实际上是摄像机和录音机。进看守所搜身室的时候，王智他们没有发现。这次被发现了，“笔”被收上去，李庄甚为遗憾，里面有很多重要的资料。
去南川监狱的车上，看守所的另一位领导说，老李，你这人吃亏就吃亏在嘴上。有句话我得说你，昨天庭上说人家老汉干吗？
“我讲的是党史。”李庄如此回应。
到南川监狱，体检、交接，到下午一点才完成，被分到七监区。七监区区长领着去吃饭。李庄仍然记得有辣子鸡丁、黄瓜汤和米饭。
“刚吃没两口，管教组长跑回来了，说老李啊，咱们缘分不浅，还得回去。我说那走吧。”就这样，李庄又被带上回看守所的车。
车上，看守所领导说，来的时候我说什么来着，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的话让上面很生气。
回到看守所，王智、熊锋已经等在办公室。
“见面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李庄，成也是你的嘴，败也是你的嘴。第二句，你的一句话，弄得我们连年都过不好。第三句，外省市公安机关检举揭发你有其他犯罪事实。”
至此，李庄案第二季揭幕。
2011年春节刚过，重庆警方前往北京，调取了李庄过去10年所办全部案卷、财务档案和收费情况。此过程中，警方特地要求查阅河北廊坊王向宁 9600万职务侵占案（媒体所说的“李庄开车撞向女检察官”即为此案，该案中李庄为王向宁辩护人，最终王向宁无罪释放），四川凉山矿产纠纷案等特定案件。
在针对漏罪案的审讯中，警方提出特定案件让李庄说明情况。直到当年5月下旬李庄再一次会见律师时，李庄的助理田说，李阿姨（李庄妻子李艳芳）让你少说话。李庄突然意识到，自己又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
“在看守所，每天晚上同监室的人的快乐时光就是听老李讲故事，讲我过去的案例，一个一个地讲。”李庄后来才知道，同监室的人本来就是特别训练过用来监视自己的，这些案件都被汇报上去。
2010年2月14日大年初一让李庄记忆格外深刻。早上的面片让李庄这个北方人很是喜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很想吃。
早餐后，北京市司法局派员来到看守所，送来了吊销李庄律师执业证的决定。
自此之后到5月底会见律师，期间李庄被晾在一旁。“我急着想知道外界的情况，那个时候很羡慕其他人，每月5日、15日探视，管教叫谁谁出去，我只有焦急地等待。”李庄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未决犯还是已决犯。如果是未决犯应该允许见律师，如果是已决犯则应该允许会见亲属，但是他们谁也不让见。
3月底，突然来了一个人。“他把我带到特训室，一个人，也不做笔录。让我给讲龚刚模案经过，态度很友好。我高度警惕。这一讲讲了一天，第二天他又来了，我说要是其他案子可以，这个案子我不想再讲了。”
李庄回忆，“我说坐飞机，住酒店，他都不关心，说到收费，他兴奋了，我明白他的目的。到了第三天，这个人撕破脸皮了，说我收龚刚模家人的律师费是合同诈骗，让我交代。”
到这个时候，李庄感到自己“看不到尽头”，“很羡慕那些被判几年的人。他们能够明确知道自己哪天出去。”
李庄说自己在看守所中每每想起年迈的父母。“当时真想自杀。我父母都是早年参加革命，一生坎坷，战争年代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文革受尽迫害。当时想，只要我父母不在了，我就和他们拼了，让他们也说不清楚。”聊及父母，讲案情很是亢奋的李庄突然落泪，哽咽不已。
见不到律师，李庄想了一个办法，说借钱给一个朋友，已经到期人家未还，要马上起诉他，否则诉讼时效就过了，写了一个起诉状，要求见律师。
最终等来助理田和唐心波。见面后，李庄得知父母情况一切皆好，早先自杀的念头也暂放一边。但欣喜之余，却忘记起诉借款的理由，被专案组发现，人家还问，怎么没听到你说起诉的事啊。此后，一直到漏罪案开庭前，再无会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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