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梦

　　他称中国人没有君主制下的荣誉感，不鞭打就不会干任何事情，同时也没有共和制下的公民品德，乃至政府官员可以对老百姓任意欺凌鱼肉。

　　在这个意义上，他甚至觉得欧洲的神权也优于中国的极权：“中国的统治者不像我们的君主一样感觉到恶政会导致他来世的不幸，以及他在此世的软弱和贫穷。如果中国的君主知道恶政会导致他失去帝国和他的生命的话，他就会懂得这些。”

　　我们可以注意到，此时的欧洲和马可•波罗时代已经大不相同。欧洲和中国有了更多直接的接触。虽然启蒙主义者们并不懂中文，但他们是欧洲一流的大脑，对中国相当重视，并且有大量二手材料可以利用、研究。

　　因此，他们的中国梦中，现实感越来越强。到了孟德斯鸠，则有了一种看透了中国的信心。20世纪中西史学把中国和中国历史描述为“东方专制主义”、“长期停滞”、“超稳定结构”，甚至鲁迅等五四一代无情地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把中国人描述为昏睡在铁房子里不醒的麻木的灵魂，这些无不折射出这些启蒙主义思想家的智慧。

　　西方的“大国崛起”与从中国梦中的苏醒

　　与启蒙主义相伴随的，是欧洲封建秩序的解体、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大国崛起。欧洲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规范的国际秩序的确立，使得西方对中国有了更现实主义的态度，并面对中国建立起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优越感。

　　此时的中国，不再是个象征、想象、梦幻，而是实实在在的贸易对象。欧洲要面对的，是如何估价中国那仍然为世界第一的财富，如何对这些财富的开发，以及中国的制度如何阻碍了西方贸易利益在东方的延伸。

　　当时的欧洲人已经发现，众多的人口，如同“庄稼”一样的廉价劳动力，使中国的货物应有尽有，而且异常便宜。同时，廉价劳动力所体现的低生活水准，使中国人买不起欧洲货物。这就导致了欧洲对中国巨额的贸易逆差。

　　为支付这种逆差，欧洲的白银滚滚流入中国，造成了欧洲的货币恐慌。这颇像当今世界的贸易格局：中国货占领了西方市场，而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又导致了内需不足，无法消化从西方的进口。中国对西方的巨大贸易顺差，使美元如同当时的白银一样，滚滚流入中国。

　　面对这样的格局，欧洲的回应可以分成思想性和政策性两部分。思想性的回应是启蒙主义中国观的延伸。政策性的回应则是西方的商人、传教士、政客、军事领袖在现实中逐渐摸索出来的：向中国输入鸦片，以炮舰政策打开中国的大门。

　　思想性的回应，应该以市场经济的祖师爷亚当•斯密为代表。更确切地说，亚当•斯密本人就是启蒙主义思想家，他对中国的解说也应该归类于启蒙主义的中国观。

　　不过，比起欧陆的同道来，他解说中国不是从文化理想和哲学出发，而更立足于现实。他必须对这个大国崛起时代中国的竞争力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价。也正是如此，这位现实主义者对中国有着摆脱了梦幻后惊人的观察和洞见。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对中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判决。要知道，这本巨著写于18世纪中后期，正逢康乾盛世。亚当•斯密也毫不否认中国的富庶。

　　不过，他大胆地预测：中国已经走到了其制度的尽头，衰退已经开始。他并没有对中国的整个政治文化进行总体分析，只是提出了两点看似浮表、却非常真切的理由：

　　第一，中国不容许自由贸易，所有与外国的通商都集中在一个港口；第二，中国的贫富分化太大，弱势阶层几乎没有任何权利的保证，而有钱有势者则获得了太多的保障。

　　他相信，英国的制度比起中国来有着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不久就会超越中国。果然，几十年后，英国的一支舰队就在鸦片战争中把中国打得大败。

　　亚当•斯密的中国观，是基于许多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商人、政客的观察。这些人的一个典型代表，是略晚于亚当•斯密的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要知道，英国人一直试图觐见中国皇帝而不果，同时对他们必须在皇帝乃至皇帝的象征面前三跪九叩的礼节感到屈辱。

　　马嘎尔尼则于1793年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一是因为他的顽强努力，一是因为他有奇好的运气，正赶上乾隆心情好，居然同意召见他。

　　因此，他得以代表英王亲自向中国的最高权威提出自由贸易等要求。这就为历史留下了著名的《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予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贸易。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

　　但是，马嘎尔尼却看到了不同的中国。他因为觐见乾隆，来回得以穿越广阔的中国内陆，获得了对中国近距离观察的宝贵机会。他断定这个硕大的帝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仅剩了个空壳，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这样的观察，后来又不停地被其他英国的观察家所证实。

　　现在想想，英国敢派一支舰队跨越半个地球挑战当时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没有知己知彼的自信是不可能的。这种自信，则是从自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梦中逐渐苏醒而发展出来的。

　　应该说，在西方做着中国梦的时代，中国即使不是个文化优越的上国，也是个平起平坐的文明参照系。但是，西方越从这一中国梦中苏醒，中国的地位就沦落得越低。

　　到了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态度转向了彻头彻尾的蔑视。中国的命运，也沉到了谷底。如今，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又开始做起中国梦来了。

　　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呼声响彻云霄，热钱也如同当初的白银一样滚滚涌入中国。《白银经济》等等怪异的著作，鼓吹中国将成为新的世界中心。许多中国人，也被这股梦意吹得飘飘然。历史很难进行单纯的循环。

　　今日的中国，不太可能重复17、18世纪的中国的命运。但是，历史毕竟给了我们许多教训。西方的中国梦不管多么甜，都没有给中国带来任何幸运。中国的前途，还决定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梦。（作者：薛涌，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著有《美国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