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马可•波罗笔下的东方财富信以为真，一心要寻求通往东方的道路。哥伦布是热那亚人。这也绝非巧合。热那亚是威尼斯的死敌，两者一直倾其全力为垄断地中海通往东方的贸易而拼杀。
等到君士坦丁堡陷落、奥斯曼帝国崛起后，东方的商路再次被切断。寻求通往东方的另外途径，成为欧洲海洋霸权的首务。
到了15世纪末，达•伽玛为葡萄牙开通了从好望角绕过非洲大陆的海路，使葡萄牙舰队在印度洋上频频抢劫阿拉伯的船队，截获大量香料，得以从香路中分得一杯羹。
哥伦布则相信地球是圆的，可以一直西行绕到印度。他赢得了西班牙王室的支持，意外地发现了美洲。这一地理大发现随即改变了人类历史。
美洲白银，刺激了欧洲的“价格革命”，给王权提供的大量金融资源，促进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有白银这样的硬通货在手，欧洲可以支付从东方的单方面进口。
当时大明朝的中央财政已经转化为银本位，商品经济异常发达，对白银的需求是个无底洞。美洲白银的涌入，使中国的货币经济得以维持。
有专家估计，当时美洲出产的白银，有四分之一到一半最终流到中国，那情景让人们想起了如今作为最大外汇储备国的中国。没有这些白银，明清时代的经济繁荣恐怕也会是另般模样。
应该说，到此为止，欧洲是在梦游中国，追的是虚无缥缈的目标，一路也是跌跌撞撞，最后歪打正着，不仅改变了西方的历史，也改变了中国历史。
到1540年代，葡萄牙人到了澳门，西班牙人到了马尼拉。随后在明清的宫廷中，都有许多传教士被委以重任。甚至像徐光启这样的重臣，也信奉了天主教。难怪史景迁教授把整个16世纪欧洲的中国梦称为“天主教的世纪”。
实际上，一直到17世纪，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大量还是从天主教的传教士那里获得的。这些深入中国的传教士们，也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观察。
比如，他们用大量笔墨讨论了中国的孝道与基督教的冲突，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中国的稻米经济。在欧洲大量的土地还不得不休耕的时代，他们惊叹中国南方的寸尺之地无不被利用，不仅年年耕种，甚至一年两次收成。他们刻画了中国农民的勤奋，介绍了维持稻田的那些高度复杂的水利系统，以及肥料的运用。
总之，他们更令人信服地让欧洲人相信，中国的土地何以能够滋养那么多人口。当然，他们也深化了马可•波罗对中国弱点的观察：中国人弱于军事。一位传教士甚至将中日对比，称日本人是强悍的战士，很不好惹；中国人则沉于富庶安逸，很容易被征服。这就为鸦片战争时代的中国观埋下了伏笔。
启蒙主义者的中国梦
“天主教世纪”被突破，实际上还是到了18世纪的启蒙主义时代。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有强烈的反天主教权威、反贵族世袭的色彩。
此时在欧洲人眼中，中国是一个比欧洲富裕得多的东方大国，并且又是一个没有神权、相对和平的国度，更不用说只看个人能力而不看家门的科举制度，与欧洲那种把血统作为权力的合法性基础的贵族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个被世俗的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社会，自然大大激发了启蒙主义者的想象力。
启蒙一代中对中国的仰慕者，首先要推莱布尼茨。这位和牛顿几乎同时发明了微积分、并提出二进位制，被誉为是现代计算之鼻祖的数学家、哲学家，对《易经》的研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对中国的关注，从学术文化到社会政治无所不包。
可以说，他是第一位和中国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对话的西方文化巨人。要知道，莱布尼茨生活于17世纪晚期、18世纪初。当时的欧洲，正陷入宗教改革后的宗教战争之中。北方的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经过八十年之久的战争早已从西班牙帝国中独立。
而莱布尼茨的故乡神圣罗马帝国域内的莱比锡，以及他求学多年的巴黎，都依然目睹着旷日持久的宗教纷争。莱布尼茨和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望从这个遥远的、没有神权的国家找到解决欧洲问题的钥匙。
1692年，他听说康熙皇帝下诏宽容天主教，这让他将之和法王路易十四1685年撤消其祖父宽容新教的诏书，宣布新教不合法的行为相对照，进一步唤起了他对中国的向往。
莱布尼茨最重要的一个主张，就是不仅中国要向西方开放，西方也要向中国开放。欧亚大陆两端两个最有文化的民族应该都向对方伸出手去，进行对话和交流。他对比西方和中国的哲学与文化，认为西方在知识的深度和理论性上、在科学技术上，都远高于中国。
但是，中国人长于实用哲学，有儒家传统所体现的那种文明生活的规矩。他高度赞扬中国的宗教宽容，称康熙是举世无双的明君，称儒学为“自然宗教”，欣赏中国人具有的直觉道德意识。
他进而呼吁，欧洲不仅要向中国派传教士，也要引进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否则，西方就可能被中国所超越。
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评价，被两位法国启蒙主义大师从不同的侧面所继承。其中，伏尔泰热烈地赞颂无神论的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强大道德力量。
他在其编篡的《哲学辞典》中赞扬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并对孔子思想中的“仁爱”与“宽容”格外仰慕，对中国那种让平民靠自己的能力升迁的科举制度大加激奖，将之视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优越之例证。
不过，人们往往容易忽视伏尔泰对中国的仰慕中又有所保留。他认为中国人对过去的传统过于崇拜，乃至丧失了进步的能力。他惊讶一个如此聪明的民族居然在科学、音乐等等方面是如此幼稚。中国人似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什么都学了，但马上陷于停滞，无法再往前走。
与此相对，西方人则在任何事情上都追求完美。中国文化的这种负面因素，则成了他的启蒙战友孟德斯鸠的中国观的核心。
事实上，即使是对中国极度仰慕的莱布尼茨，也已经注意到了中国人身上的“奴性”。德国历史学家Johann Gottfriedvon Herder则把中华帝国描绘为榛睡鼠冬眠的睡意的内在循环。
后来拿破仑形容中国是个“睡狮”，也体现了欧洲人的某种共识。孟德斯鸠则称“奴性总是从昏睡开始”。伏尔泰颂扬中国，主要是为了摆脱欧洲的神权、以及这种神权所支持的君主专制。
在他看来，无神论的中国为人类展示了另一种选择。而在孟德斯鸠看来，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治，比欧洲的君主专制更极端、更恐怖。
在其巨著《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把政体分为三种：（欧洲意义上的）君主制、极权制、共和制。他认为，君主制的基础是荣誉，极权制的基础是恐惧，共和制的基础是品德。
君主制的荣誉，导致了严格的社会等级。极权制则把社会等级削平，万人平等地屈从于一人的统治，在对这一人专权的恐惧中培育了奴性。共和制来源于平等的公民的品德。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