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它基本弄清了党的历史问题的路线是非，使全党对过去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初步地达到了思想的统一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伟大转折，但是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只解决了军事领导权，没有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题。抗战开始后，也顾不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过去路线错误的流毒一直存在，影响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的贯彻执行，在部分地区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而且过去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如王明还自视一贯正确，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旧著宣传错误观点，造成党内思想混乱。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已批评了他的右倾错误，但1939年5月，他撰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诸问题》，继续宣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6月，又撰文宣扬1938年他在武汉时写的《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等文中的错误方针。1940年3月，他还把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为夺取党中央领导权制造舆论而出版过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重新出版，将其当做“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的材料，让对党的历史发展还不十分了解的“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学习。因为当时中央准备在1941年上半年召开七大，他又在制造舆论，抢占先机，夺取“制高点”。因此，怎样看待党的历史发展，怎样认识遵义会议前的路线问题，就成为在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需要认真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毛泽东亲自主持编辑了三套历史文献：一是1941年编辑了《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二是1942年初编辑了《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的党史资料书;三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选编出《两条路线》的专题学习材料。乔木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开始就是编《六大以来》。他自始至终参加了3本书的编辑。这3本书出版后，在党内产生巨大反响。一方面，许多同志了解了党的历史的一些基本情况，对一些不清楚的历史争论恍然大悟，明白了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向全党发布过许多“左”的训令、决议等，认识到苏维埃运动后期党的领导机关确实存在一条错误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有利于犯错误的同志回忆那段历史的思想和工作情况，改正错误，个别原先不承认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大量历史材料面前，也放弃了自己的观点，承认了错误。1943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六大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了武装。杨尚昆回忆看了那些材料说：“系统地读了‘党书’，有一个鲜明的比较，才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在延安整风中确实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武器。”【《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
延安整风运动，特别是中央以两次“九月会议”为代表的整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的路线是非，使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对于党的历史问题达成了共识。它的主要结晶就是形成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乔木参加了这个决议的起草、讨论、修改和最后的审定工作。这个决议在简明概要地叙述了自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之后，通过同毛泽东的政策主张相比较的分析，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并着重说明了产生“左”倾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决议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没有讲教条主义宗派和经验主义宗派问题，没有讲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没有讲“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100%、苏区损失90%的问题，也没有讲抗战以来的历史是非问题，目的是团结全党抗日建国。毛泽东说：这些不讲，至多是缺点;讲得过分，讲得不对，却会成为错误。遵义会议、六中全会采用了这个方针，这次还坚持这个态度，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
第三，它加快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步伐
从党的创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是孤立的三个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问题的三个维度。“中国化”本身实质上就内含着“时代化”和“大众化”。因为马克思主义诞生70多年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个时间差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身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有一个与时俱进的“时代化”问题。所谓“大众化”，就是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人所接受和信仰，存在语言系统的转化问题，不仅翻译力求“信、达、雅”，而且尽量具有中国韵味，为中国人喜闻乐见。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以，“三化”命题，是以中国化为本，并统领时代化和大众化的一个新表述。
毛泽东虽然不是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或思路的第一人，但他是最早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要义，并将其论述得最精辟、运用得最成功的。由他开辟的党领导的第一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主要在中央苏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使他最早明确提出并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并且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那时之所以没有同时明确提出“时代化”和“大众化”，是因为这两者还没有成为议事内容或争论对象，因而没有聚焦。那时党内最严重的危害是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提出的。
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三大贡献。
一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论转化为中国共产党特有的思想方法论。讲思想方法问题，此前，在党内和学界早有人讲。毛泽东在延安读过艾思奇著《思想方法论》小册子。但是，包括艾著在内讲思想方法论的著述有一个明显缺陷，即仅做到了哲学的通俗化而没有深入地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实际。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虽然不是专门讲思想方法论的，也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但“两论”由于是对中国社会实际的哲学分析和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突出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特点，因而充分地表现了其思想方法论的革命功能。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学习马列主义要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实质，真正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并且运用它去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的实际问题，找出它的发展规律。这是他第一次将马列著作中曾经分别使用过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提法，联系起来并用，形成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传统表述。所谓“立场、观点、方法”论，实际上就是思想方法论。整风运动开展后，为了加强思想理论的领导，中央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亲任组长，研究马列著作的思想方法论，并要求各地的高级学习组在研究理论方面，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1941年10月30日，他还作了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的专题报告，深入浅出地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哲学观点具体化为思想方法，受到干部们的热烈欢迎。1942年2月底，中央学习组又将思想方法作为思想科学要求干部党员学习，组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思想方法论》一书作为整风学习的重要读物。经过整风运动，思想方法论得到广泛传播，广大干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取得显著成效。
二是确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前述刘少奇讲的中国党过去的屡次失败，都是指导思想上的幼稚与错误引起的，归根结底是思想路线不正确。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严重脱离中国实际，革命不可能不受挫折。延安整风运动学习马列主义就是要解决理论脱离实际问题，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个正确的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实际工作中早就在倡导和运用，但在理论上加以明晰化却是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特别是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后。在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涵。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他又对在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使用过的“实事求是”古语作了新的界定和阐释，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须不凭主观想象和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在马列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客观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他强调这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并在1941年“九月会议”上指出：这种“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同主观主义“相对抗的”。同年底，他为中央党校确定的校训就是“实事求是”。这实际上也是全党的“党训”。从此，“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奉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中国化、通俗化的表述。
三是提出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将经验升华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者既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也轻视中国革命经验。整风运动开展后，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时，实际上认为这个结合是双向的：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这是理论向实际的结合;另一方面也要对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将其上升为理论，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实际向理论的结合。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双向的结合。毛泽东在1941年“九月会议”讲话中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大力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374页】在此期间，他很感叹“中国的斗争如此伟大丰富，却不出理论家!”【《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45页】随后，他还强调了上述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31—332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坚持要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反对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四，它促进了毛泽东思想成为全党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1935年遵义会议上成为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核心后，在全党的影响力越来越显著。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但在党内巩固起来，而且得到共产国际承认。1937年12月，王明离开莫斯科回国时，季米特洛夫对他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时，你也不要担任。【参见《任弼时传》(修订本)，第580页】1938年9月，在相继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从莫斯科回国的王稼祥，又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肯定中共路线正确和毛泽东领袖地位的意见。这对全党在毛泽东领导下进一步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必然推进全党对毛泽东理论贡献的关注和研究。整风运动开展后，延安等地报刊相继发表文章，赞颂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并且开始定义其称谓了。先是刘少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接着王稼祥不仅第一次使用了后来一直沿用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而且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成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历程，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6日】。
这段历史说明，整风运动开展前，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已在全党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整风运动开展后，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党内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的发展，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概念——“毛泽东思想”。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最后，经过党的七大终于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地位。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15页】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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